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第4/6页）

1947年5月，130名华北记者协会的记者在北平集会。会议将“新闻自由”和“保障公民自由”作为口号。甚至会议的官方协调者，政府中央通讯社的一名经理，也对普遍的情绪做出了回应。在一次演讲中，他对报社办公室一再地被袭击以及如5月1日新闻人张今吾的被捕等类似事件深感遗憾。他继续说，“我们应该将我们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为自由奋斗和保障公民自由上。《华北日报》的张先生的被捕是非法行为，所有全国的报业界应该对此抗议。”[22]

记者的抗议也许对张的释放有帮助，但是不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在全国的发生。在一个月内，三家上海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因为印刷了据说企图破坏公共秩序和颠覆政府的新闻而被查封；[23]还有一家报纸被临时停刊；天津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24]在重庆和成都，大约有60名记者被捕。报界和其他公共团体抗议和呼吁了无数次，而官员每次都回答将维护新闻界的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安全。像张今吾一样，大多数被逮捕的新闻工作者很快被释放了。但是骚扰和恐吓持续着。南京《新民报》的编辑周绶章的评论作为对此的反应甚为典型：

打杀了学生还不算，还要把红帽子满天飞，遍地都变成“奸匪”，到处抓人，到处打人。对于一向侈谈的新闻自由，尤其摧残无遗。一下子封闭三家报馆，到处抓记者，还要逼着承认是共产党；天津甚至还要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谁没有理性？究竟是谁无法无天？用“理性”“法律”作幌子，而大做其反理性违宪法的事情，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25]

“你当真想说，”《大公报》以社论的形式质问，“这些人全部是阴谋图反的共产党分子？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他们是否真有必要？逮捕通讯员，杀害学生，制造恐怖气氛，这真的是聪明的办法吗？”[26]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授葛思恩将一个与美国报业自由权有关的流行概念奉为典范——不管其他人的观点如何，我们应该誓死保卫他们的表达权。“压制公众意见和阻止新闻界说真话的政府”，他警告道，“是生存不下去的”。

在让政府的批评者销声匿迹的一系列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暗杀闻一多。闻一多是昆明西南联大的著名中国文学教授。像他的同事一样，他勇于要求改革。1946年7月15日，他从民盟记者招待会回家时，在教师宿舍前被枪杀。四天前，李公朴也遭不测。李公朴同样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民盟成员。李在自己昆明住处附近的一条街道上被刺身亡，当时他正与妻子从剧院回家。

暗杀在昆明的学术界中带来了一波恐惧。大约有12位教授逃到美国领事馆避难。事情最后变得如此尴尬，以至于中央政府派兵护送他们出昆明城。梁漱溟和周新民代表民盟做了大量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暗杀要么是云南警备司令部总部策划和实施的，要么就是总部对此全然知情，并开了绿灯。梁和周声称，也许是中级或低级官员执行了暗杀，包括广泛的初步调查和之后的遮盖工作，而他们的高级长官起了煽动的作用。[27]

学术界忘不了昆明的谋杀案。这两起谋杀案后来被经常引用，来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下产生的压抑的大气候。几乎是该事件发生两年后，1948年4月，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发出对“三名教授”的公开警告，指控他们被中国共产党利用煽动学生。大家都知道“三名教授”指的是许德珩、樊弘、袁翰青。这三位教授上个月在北大的一次学生聚会上发言。90位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和北师大的教授立刻发表了致吴主任的公开抗议信，在信中他们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