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第3/6页）

对于这次的国民大会，储安平写道：“混乱至此，除了笑，我无以对之。”但是他不愿将责任归于代表本身，而认为二十年的国民党“训政”才真正难辞其咎。“训政”的目标是教人们如何举行选举，但现在众所周知：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成了一场闹剧；被选举的代表质量普遍较低；在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不论在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具国内威望的领导人之中，很明显地没有哪一个能与蒋介石竞争总统之位。对于所有这些缺点，储直接归咎于国民党。“非常坦率地说”，他总结道，“从国民大会前举行的选举和会上发生的事件来看，国民党过去二十年的‘训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但是一直到很后来的1948年4月，他似乎依旧希望国民党领导人能够以过去的错误作为前车之鉴。他于是号召国民党“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19]

公民自由

也许对学术界来说，比打着代议的幌子惺惺作态更严重的是官方对公民自由的侵犯。这些自由是由宪法以及一些官方声明和公告所保证的。在实践中，它们要么被当地政府忽视，要么通过宣布戒严令或者相似的紧急公告被官方暂时中止。这些措施被特别用来让那些批评政府及其政策以及内战的人噤声。因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依旧是最执拗和最能言善辩的批评者，所以他们自然成为政府压制政策的主要对象。几百人被监视、跟踪、威胁、骚扰和逮捕，就像关于学生的第三章中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失踪”。监禁、刺杀和用刑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实行过官方新闻审查，而在内战期间，该办法没有被正式制度化。但是对新闻界的干涉以许多形式进行着。这些形式包括：临时审查制度；地方性的审查制度；让探讨特别话题的出版物某一期暂时停刊；情节严重者实行永久封社；实地袭击印刷厂和编辑社；逮捕和关押记者；甚至殴打报童和小贩。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些努力基本适得其反。他们确实成功地减少了大众读者能读到的新闻和政治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因为批评政府的刊物是禁不完的，禁令导致刺激存留刊物发表更强烈的批评。

因此学生运动中的“反迫害”的抗议在年长一辈看来是对政府的公开和持续的谴责，谴责它对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以及对请愿和示威自由的干涉。在有些场合，批评变得很激烈——很多时候涉及政府对学生抗议者的处理，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还有一次是在北平，在所谓人口调查的过程中逮捕了超过2000人。绝大多数的逮捕发生在1947年2月15日到18日之间。被逮捕的包括教授、教师、医生、出版商、店员和一些学生。

第一批进行公开抗议的人群中就有13位教授，他们发表一份声明，要求保障人权。声明对政府的表里不一表示惊讶：政府可以在1月发表宪法保障公民自由并释放北平监狱里的1000名罪犯，然后在6个星期以后又展开专横的大肆逮捕。[20]警方发表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复，声称逮捕是必要的，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警方还坚持逮捕行动遵循了法律，因为当地的保甲长之前对他们管辖区内被怀疑“触犯了法律”的人都提供了证据。最后警方说除了大约40个人以外，大多数被逮捕的人在逮捕后24小时之内都被保释出来了。这少部分人据称有私藏军火和谋划暴乱罪。

警方的回复远远未能平息人们的负面情绪。3月1日，192名北大、清华、中法大学、燕京大学和北师大的教职人员发表了一份《人权宣言》。教授们谴责了“北平当局的非法行为”，称逮捕是对新公布宪法的背叛，是对政府所重复宣扬的保障公民自由的背叛。[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