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4/13页）

如上所说，协调一致的学生运动最初在市内的学校间发展，然后扩张为跨市运动，最后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独立于政府和国民党之外的学生运动。几个月后下一轮学生示威期间成立的全国学联，其雏形即始于本次运动。因此，北平强暴事件为全国性学生运动提供了契机，明确及正式地标志着国民党对学生阶层控制的终结。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24]

学生运动在2月和3月暂时平息，但在4月和5月又继续进行，焦点直接集中在生计艰难和内战问题上。这次的运动没有单独的引发事件，而是从几个来源——包括刚刚结束的反美示威积累的势头中，汲取力量。

1947年的上半年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的调停努力在1月的正式退出象征着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希望最终破灭。政府和共产党军队正公开地进行全面战争。这意味着“二战”之后企盼经济恢复的梦想化为泡影。2月，政府宣布了一项紧急经济改良计划，冻结了决定工资涨跌的生活费用指数。基本商品的价格被设以上限，但是价格在继续上涨。从2月到4月底，各类物价指数上涨了50%到100%。5月5日到10日五天内，商品价格的总指数上涨了15%。米市陷入混乱：上海大米价格在5月4日到8日之间上涨了20%。由于运输困难，政府征收军粮和紧急经济改良计划造成的混乱，充足的大米无法从生产区运抵城市。在改革措施执行最为有力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最稳固的长江沿线城市，缺粮情况最为严重。在许多城市，米店关门，还发生了抢米事件。工人加大对政府施压的力度，要求解冻生活费用指数。[25]

经济一片混乱，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有的学生不得不因为无法筹够学费放弃学业，还有的学生缺乏充足的食品和衣物。有数篇文章报道了营养不良、小米和包心菜聊以果腹、学生没有足够体能参加体育馆锻炼的消息。通胀使得教授的薪水缩减至“二战”前的小部分。有几位教授甚至自杀，据说是因为穷困逼迫。对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来说，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在学生圈中成了流行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老师都认为内战是国家经济困境和他们自身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强烈反对拨给教育的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率过少，只有差不多4%，而相比之下军事支出却占压倒性比率。[26]

与八年抗战时的态度不同，知识界如今拒绝忍气吞声地接受内战招致的个人牺牲。这就是1947年5月学生示威爆发时的大环境。示威开始于南京—上海区域的国立学校[27]，要求为“解决教育危机”。在北平和天津，主要口号为“反饥饿，反内战”。

初始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称国民党右翼“CC系”策动了这次学潮。美国大使馆的报道引用了“有资格的观察员”和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作为这则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是消息提供者都同意学生运动和抗议很快争取到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而“CC系”恰恰失去了对“公众支持”的控制。左翼分子掌握了主动权。“CC系”领袖、前教育部长陈立夫依旧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教育事务，他与他的继任者朱家骅关系不和。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影响到国立学校的决定，像早该预料到的那样，这些决定激起了学生的敌对反应。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信息以外，很不幸，该外交报告对“CC系”所负责任的确切性质语焉不详，对“有共产党参与其中”的论断也不置可否。然而所有消息都同意的一点是广泛支持与“左翼”目标的趋同。这一组合将“扰乱”转变成了那个时期规模最大的学生反战抗议。抗议按如下的步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