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3/13页）

运动的扩大

与“一二·一”运动不同，抗美示威不局限于一个城市。1月1日和3日，在天津，几千学生游行，向市政府递上请愿书。在上海，1月1日举行了大型抗议示威。上海市长吴国桢召见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到市长办公室“谈一谈”。校长并不接受规劝，重申了他对学生反美示威的支持。早些时候，他还宣布他个人将参加1月1日的游行。作为一名校长，此举在以往还没有先例。

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同样支持学生，称他们的抗议代表了所有中国公众的意见。浙江大学的学生不但抗议美国军队的行径，而且要求结束内战——表示如果不是内战，美国人将没有理由留在中国。在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三天的罢课。美国大使接见了一个学生代表团，表示了他们对该事件的遗憾。到1月底，与事件始发地远隔千里的广东、昆明和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的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

同样，与“一二·一”运动不同，当局总体上不使用暴力来镇压学生运动。也许官方如此克制的一个原因是抗议的反美主题博得了广泛同情。上海11家市民团体，包括商业和妇女联合会，在12月30日发表了共同的声明，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中国妇女联谊会南京分会发电报给北大，表示对学生抗议运动的支持。

在重庆，商会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对事件的愤怒，要求工商界声援学生要求美国士兵彻底撤出中国的要求。假如此要求可以实现，会议推断，内战将加快结束——美国的介入只能延长内战。另外，这将减少三分之一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商品数量。到1月17日，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那天，甚至官方和国民党报纸也谨慎小心地要求惩处被告。

公众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后平息下来，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还在继续组织联络。12月31日，上海17所学校组成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相似的全市范围内的联合会也在北平和天津出现，1月28日，这些联合会合并成一个总会。总会的要求明显比最初北大学生会议在12月27日采用的要求涉及更广泛，包括：中央政府采取独立外交政策，立刻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平津、南京和杭州的抗议联合会代表在2月赴上海计划组成全国组织。该组织于3月8日在上海成立。

结果

反美运动的最初目标实现得很有限。中美联合法庭审判的设想落了空。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下士威廉·皮尔森被军事法庭审判，被裁定有罪，判处十年监禁。然而五个月之后，该案件被美国海军当局在华盛顿复审，他推翻了原先的定罪，理由是对于强暴的指控难以证实。复审还指出当初做出判决时，全中国学生要求定罪的示威制造出一种氛围，使得被告不可能受到公允的判决。

至于更广泛的目标——责令所有美国军队从中国撤出以及停止内战，就像“一二·一”运动提出的富有雄心抱负的目标一样，超出了学生能力范围。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决定放弃它作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调停者的角色，涉及调停的美国人员将尽早撤离。但是在1946年12月18日，美国已经在国内宣布了继续在中国减少驻军的计划。[22]因此在马歇尔使团正式中止的过程中，学生在加快其终结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还存有疑问。然而还有下列美国军事机构依旧留在中国：青岛海军的分遣队和同样在青岛的美国海军训练团以及南京的军事顾问团。[23]

但是从更广义重要性的角度看，这次运动的确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的、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反美和反政府的情绪。这些情绪已经在风行的论调下酝酿了几个月。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重大的事件，围绕其进行的学生抗议在短短几天之内成为表达普遍不满的载体。在此过程中，反美示威动员了足够强大的群众基础来支持全国学生运动新成立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