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决策中的政治因素

当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担任麦克阿瑟将军的助手时，他就意识到政治可能干扰到正确的军事决策。因为菲律宾陆军的财务资源非常有限，陆军顾问们在 1936—1938 年间想要以最低的价钱提供菲律宾恩菲尔德步枪（Enfield rifles）。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些步枪对美国来说已经过时了。艾森豪威尔在 1936 年 1 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华盛顿接到这个请求时，他们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政策并送请总统裁决。我们当时真的很迷惘，这件事怎么会与政策有关联？到底这是一个国内的政策问题还是有国际的含义在里面。”

艾森豪威尔跟着写道：“总统是不是会顾虑厌恶中央政府的和平主义团体？菲律宾人是否会在危机中转而反抗美国，并让美国背负以经费武装敌人的罪名？这是否会影响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国会是否会将之视为违反国会对武器禁运的意图，进而提出一个新的法案？”艾森豪威尔当天进一步表示：“所有这些问题经过分析都无法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在我们看来，这只是政府当局一个非常目光短浅的政策决定。”

艾森豪威尔从一个军人的立场，对政治现实作了如此结语：“我们绝不能忘记，今天华盛顿对每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基于如何在 11 月获得选票。如果完全依照我们的意思来处理并不能增加选票；但不同意我们的要求，并利用媒体加以渲染，则可能被认为能争取到和平主义团体与一些其他被误导群体的选票。”

他整理了那天的思绪后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这也是每一个美国军人都必须了解的：当高层长官作出一个决定时，“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已经对这个议题提供了最好的专业建议，不管最后决定怎样，我们都要准备好去执行这个决定”。实际上这就是职业军人的行为规范、准则与指令。

“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难题并非都来自英国，有一些是来自美国的政客。1942 年 7 月，他非常惊讶地发现美国驻英国大使发电报给华盛顿，建议让他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挑选战略轰炸目标。艾森豪威尔马上介入，在不伤感情的情况下非常巧妙地将这位美国大使排除在目标选择事务之外。

美军在越南的最高指挥官威廉·C. 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C. Westmoreland）就不像艾森豪威尔这样幸运。他原希望轰炸北越能提振南越军队的士气并帮助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在华盛顿对战役进行方式优柔寡断的指示下……轰炸对北越继续作战的决心没有明显的影响。”在书中他严厉批评了华盛顿对他决策的干扰，他说：“我们原先计划全天候上千架次的轰炸行动，但是华盛顿只批准每周 2—4 次的轰炸，而且每次只有数十架次的飞机……来自华盛顿的干预，严重阻碍了战役的进行。据说有一次约翰逊总统还夸耀说：‘没有我的批准，这些人连厕所都不能轰炸。’华盛顿这些怯懦的政策，来自一位用意良好但过于天真的官员的建议，他的影响造成总统总是从政治角度来考量事情，他试图去讨好每一个人，而不是真正承担他的责任来作一些困难决策的取舍……

“这些政府官员及一些白宫和国务院的顾问们，显然藐视职业军人的意见，而选择相信那些优秀的常春藤知识分子可以利用一些政治戏法，而不经军事武力就可以摧毀敌人的作战能力。”

威斯特摩兰将军对不当干预的忍耐终于结束了。“几乎所有 B-52 轰炸机的目标都在人烟稀少的内陆，”他如此写道，“都是远离人口集中地，但通常都是军队集结区或营区。最初几个月，华盛顿详细检查每一个我们提出的轰炸目标，几乎到了荒谬的程度。当总统海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克拉克·克利福德在 1965 年访问西贡时，我对他拒绝让我们轰炸一个地区感到无比的愤怒，只因为在华盛顿有人从航空照片中发现目标区内有一个类似茅草屋顶的痕迹，并据此判断该区域有人居住。我要求克利福德带话回去，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如果华盛顿对我不再信任，就请他们另请高明吧。从此之后华盛顿的干扰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