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美国的“隔岸观火”与“隔岸助火”

美国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1938年欧洲上空出现战争乌云到1941年12月，美国对大西洋彼岸采取的却是“隔岸观火”的政策，对太平洋对岸的亚洲，则在更长时间里不是“隔岸观火”而是“隔岸助火”。

1919年1月18日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虽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战胜国代表参加，但主要操纵在东道主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三巨头”手里，成了他们的分赃会议。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不仅对战败国德国极其苛刻，对战胜国中国也是极其不公平。对此丘吉尔曾有这样的评论：“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刻和愚蠢，竟然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代表财政部参加英国代表团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更因为反对条约中有关条款愤而辞职，他认为条约规定的令人惊愕的对德国惩罚性赔款将把那个国家逼到“经济民族主义”和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去。协约国军西线总司令、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也说：“那不是和平，是20年休战。”

历史发展果然证明了凯恩斯和福煦的预见。为了让德国能够支付战争赔款，以美国金融家查尔斯·道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为主席的委员会提出一个计划，由美、英、法、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典、瑞士等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帮助德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以筹措赔款所需经费。1924年魏玛德国接受这个计划，第二年签订《洛迦诺条约》（Treaties of Locarno）。后来的事实表明，“道斯计划”不但对德国恢复、发展经济起了积极作用，还对它重整军备起了重要作用。这件事让道斯声名大振，随即当上美国副总统（1925—1929年），并于1925年和英国人奥斯丁·张伯伦（Joseph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奥斯丁·张伯伦是“二战”初期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的同父异母兄长。后来丘吉尔一再提及这个计划给德国贷款的事，认为正是它给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打了“强心针”。

然而，当希特勒上台，在复活军国主义道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的时候，把《凡尔赛和约》那个“头箍”强加在德国头上的英、法、美等国，却又放弃念“紧箍咒”了。国际联盟本来是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提议”建立起来的，这时却完全听不见美国的声音。1936年3月德军违反《凡尔赛和约》进驻莱茵兰，1938年春天希特勒把奥地利“接回家”，这些“动作”在英国和法国还引起一阵喧闹，在美国却连一个小小的水波也没激起。接下来，苏台德危机成了欧洲政治的中心议题，但仍然听不见美国的声音。国际联盟大会上只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876—1951）9月21日提出的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个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命运有多重要，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该对这个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集体研究，以便共同采取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现在不至于感受到全世界为捷克命运感到的震惊。……

之后不到一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闪电战”，英法两国终于放弃绥靖政策，9月3日对德宣战。大英帝国所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随即也都对德宣战。——尽管那还只是德国人戏称的“静坐战”，美国报纸所称的“假战”，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仍然于9月5日宣布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