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识德国

我在哥廷根的第一个住所，位于北郊雪松路。住地旁有一个小教堂，小教堂一侧是一所小学，另一侧是一片安静肃穆的墓地，里面种了很多花，像一个花园，周末我常去那里散步。每到周末，尤其是天气晴好的周末，总有许多人、主要是老人（尤其是老太太）去那里祭扫，他们把墓地收拾得干干净净。

起初我只是把那片墓地当作花园，但过了不久，当我偶然留意那一座座墓碑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原来，安息在这里的大多是“二战”期间阵亡的士兵。战争结束已近40年，按年龄判断，扫墓的老太太应该是阵亡者的妻子或者姐妹，少数甚至可能是他们的母亲。中国有清明节扫墓的习俗，而这里的许多老人，几乎我每次去都能遇到，看来给亲人扫墓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青壮年男子死亡，战后德国成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许多失去丈夫的妇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到墓地祭扫，不啻与亲人“对话”。三十多年过去，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战争在她们心灵刻下的伤痕一定更深。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张“老照片”：当火车载着从战俘营回家的人驶进车站的时候，妇女们举着失踪亲人的照片询问：“有谁认识他吗？”“他还活着吗？”但是，她们大多数都没能得到回答。

这些妇女是不幸的，战争年代和她们相伴的孩子，难免也要经历苦难的童年，1998—2005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44—）便是一个例子。1944年4月7日，施罗德出生在离哥廷根不远的小村子莫森贝格。未及半岁，施罗德的父亲，一位德军“代理班长”就在罗马尼亚前线做了纳粹炮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儿子也从未见过父亲。施罗德13岁学会开拖拉机，下地帮母亲干活，14岁辍学当学徒，17岁到哥廷根，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一般19岁就能完成的完全中学学业，他22岁才完成。

一个把灾难强加给别人的民族，自己也只能是不幸的。

哥廷根城周围都是树林，树林里有一些木头长凳，散步的人累了可以坐在那里休息。星期天我常常出外远足，有一次坐在长凳上休息，刚好来了一位老先生，大概也走累了，他点点头坐在我身旁。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但那次交谈却让我知道了许多书本不会告诉我的事情。老人告诉我，在德国，人们看到的许多“二战”士兵墓其实都是衣冠冢，亲人埋葬的只能是逝者的衣帽、生前常用物品。当年客死异乡，成为“身死魂孤骨不收”望乡鬼的德国兵，恐怕不少。2004年夏天，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到罗马尼亚访问，专门祭扫了他父亲的坟墓。他和母亲在家乡祭扫的父亲的坟墓，恐怕也只是座空坟。

即便是“空穴墓”，如果有亲人祭扫，也要算幸运的了。在哥廷根西郊一个公墓里，有一大片排列整齐的“二战”阵亡士兵墓，墓碑样式统一，让人觉得它们还像当年的士兵那样排着队列。这是一些无主的坟墓，没有人知道亡灵的亲人在哪里，是否还在人世，还是和他们一样也已葬在无主的坟墓里面。

哥廷根西郊公墓里“二战”阵亡士兵墓（戴问天摄，1982年）

哥廷根与德国其他的城市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它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大学城。当年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欧洲大陆的时候，他曾说过：“哥廷根属于整个文明世界。”有传言说：当年希特勒德国与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曾经达成默契，德国不轰炸英国的牛津与剑桥，英国也不轰炸德国的哥廷根和海德堡。不管传说是否属实，事实是这四座大学城的确都在那次大战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损毁甚少。相应地，哥廷根平民的伤亡也就远比其他城市少。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有一节题为“大轰炸”，讲的是他在哥廷根挨轰炸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