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3/14页）

而在防守圈里，与之相对应的扭曲景象同样随处可见，在崩溃的那些日子里，处处时时都发生着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个时间里的日记，写的都是放荡不羁、聚众酗酒和仓促的性侵犯。有人在日记里写，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周围躺着重伤员、快要死的人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让人根本受不了。横七竖八躺在他们中间的还有喝醉了酒的士兵和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另一个人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餐馆里，遇上了一帮喝醉了的党卫军军官，与“穿着长裙的女人们庆祝着世界的末日”。许多人觉得，公开的放纵行为这最底下的东西翻到上面来了。尽管一生都遵循的得当的行为准则仍为大多数人重视，但贪婪和卑鄙在这些场合已表露无遗。家庭妇女顶着敌人的炮火去抢劫，在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的住宅区里翻找着，把一些无主的财物占为己有，她们总能找到点什么。有些地方组成了“街道法院”，来起诉这些人，毫不犹豫地把她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脖子上挂一块用纸板做成的牌子：“我偷了人民同志的东西！”

其他人采用极端的方法来寻找“逃离这地狱的出口”。有一篇日记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恩斯特•格拉维茨，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和“党卫军的帝国医生”，听说这个政权的头头脑脑打算撤离这座城市，就召集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吃晚饭。当大家都坐下来以后，他把手伸向桌子下方，拉响了两颗手雷，把自己和全家送上了空中。

但不仅仅是这个行将崩溃的政权中的党员选择这条路。恰恰是无可指责地挺过了艰难时期的一些人，不能长时间地忍受这世界的崩溃和所有准则的失落，他们在那几个星期里选择了死亡。有一个医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属于这种难以忘怀的恐怖画面。在苏军逼近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他只有两支毒剂了，因此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用其中的一支自杀以前，把他尚幼小的拼命挣扎着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按到浴缸里用毒水毒死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以后柏林城内持续的“自杀瘟疫”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每个月自杀的有几千人左右。到了五月，第一次有了勉强可信的数据，那时走上绝路的仍有至少七百人。

这段时间里，希特勒拼命地抓住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胜利报告，比如一个消息说有两架运输机已停靠在了东西主干道上，或是自己编造的各种凭空想象出来的荒谬允诺。他说，他预先算过，俄国人会被迫“大放血”，特别是他和四百万人口的城市推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负担”。只要提到温克的名字，马上就燃起新的希望。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有位军官以肯定的口气保证说：“温克会来的，我的元首！”这时已萌动的情绪又亢奋起来了。“必须想到这一点，”希特勒兴奋地站起来说道，“这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烧遍整个柏林，如果消息是这样的：一支德国部队在西线突破了（俄国人的阵线），并与我们这个堡垒联系上了。”但一会儿令人揪心的事情又出现了。“我们没有供油点了，”希特勒对在场的人说道，“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会毁了所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我把这件事解决后，我们得看看怎么样重新得到供油点了。”此后他还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温克将军实施“拯救元首”这无与伦比的作战行动该得到何种奖励。

同一天的形势分析会上，蒙克报告说，有六辆敌人的坦克已开到了威廉广场，离开帝国总理府只有一箭之遥，可被迅速赶来的反坦克部队消灭掉了。但在前一天，舍内贝格率领着四百名其实还不到十五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为保卫城市殊死搏斗，战斗中他不幸阵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