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后一笔（第2/5页）

在此同时，德国国防军军内处处传来报告，说士兵们个个意志消沉，都在谈论着一个像传染病一样传播的话题，即怎样才能最为稳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报告说，高炮部队的女炮兵英格•多姆布洛夫斯基请求她的中队长开枪打死她。年轻的中尉考虑了半天，经过了痛苦的踌躇以后，满足了她的要求，随后自己也立即自杀了。说“元首”长期以来就准备的大规模反击的谣传，现在已经无人提起。人们更多的是在私下里谈论——正像所记载的那样——温克将军的部队，说该部队已经抵达波茨坦，并为生死之战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还有人说，美国人已经在易北河那一边集结了空降部队，来帮助德国国防军抗击红军。可这样一些那样一些一眼就能看穿的宣传烟幕，已经没有人相信了。多少代人以来，柏林人的民间幽默都是用尖刻的宿命论巧妙地度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活窘境，对这次即将来到的末路，人们相互戏谑说：“天不会塌下来……”邻居们把它配上曲在街上当口哨吹。另外还流行着一句套话：“您待在那儿别动！”它成为走散时大家相互寻找的信号。

在此期间，大厦将倾的消息也传到了希特勒周围的人中间。当阿尔贝特•施佩尔于四月二十三日傍晚时分回到地下避弹室，“怀着矛盾的心情”与希特勒告别时，他越往里走，就越是感觉到严厉的纪律中所出现的微小但却极明显的松懈现象：前室里烟雾弥漫，横七竖八地躺着喝了一半的酒瓶。希特勒进来时，房间里只有很少的人立起身来，他从身边走过时，也很少有人停下来中断正在说着的话题。

希特勒本人郁郁寡欢，说死亡是一种解脱。即使施佩尔承认，说他几个月来没有执行破坏城市的命令，希特勒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大发雷霆。就像他们多次会面中的那样，看上去他更像是沉浸在遥远的思索之中，但两只眼睛却是噙着泪水。当他发现已过多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时，几个小时后他毫无表情地送走了他这位姗姗来迟的客人，就像施佩尔所感觉到的那样，好像他现在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了。他往回走，穿过帝国总理府被毁坏的大厅，这座房子，是他六年前所建，曾是“这大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个建筑学上的标志”，此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生命面临着怎样一个适当的结局，如果希特勒像施佩尔起初所期望的那样，叫来一支枪杀小分队来结束他的生命的话。

有些事情还是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是其中的一分子。因为自希特勒开始，到戈培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蒙克，以及数百人的“阿道夫•希特勒贴身护卫队员”和被包围在柏林的无数杀红了眼的士兵，都表露出一个同样的想法，即生命已无足轻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称这是“一个最大的秘密”，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么多德国人，傻乎乎地在这几乎已是最后的时刻，还在已垮台的帝国的废墟上继续战斗。由于德国人自己不会回忆此事，因此他颇有些无可奈何地挖苦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说守卫市中心地区的部队只是绝望和顺从地迎着死神而去，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少有的混乱的思维方式，认为在最后几天的鏖战中他们已得到了补偿。在他们看来，为他们义无反顾地抗击来敌做出解释的，不仅是深植于心中的想法，即所有的东西只有通过捐躯和灭亡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之物。更确切地说，他们感到在这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悲剧的最后一幕中，自己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参与的一员，这甚至是一份责任。他们知道，这样规模的悲剧，会给那些即使是微不足道之物都赋予崇高的意义。即使局势无望，也要坚定不移，长期以来，这已成为德国人的典型特征——至少是一种思维痕迹。长期的哲学传统，用零乱的理论宣告了“德国人负有走向极端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并称“英勇的悲观主义”是日耳曼民族的遗产之一。这个把明显是宣传性的文学加工为小钱币的传统，认为此时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另外，从海德格尔的“有勇气面对一无所有的恐惧”，也可以推导出殊死抵抗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