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斗南苑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第2/12页）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分归队，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二十九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7月8日早晨5点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0点20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二十九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的南方。

日军绘制的当时华北地区中国军队布防图（重绘）。其中实线部分是二十九军所部，虚线是其他北方军阀部队。按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记录，当时的二十九军，共有兵员七万八千三百多人，但因为装备的原因，总的战斗力不及日军一个师团。事实上，战斗打响以后，其他北方军阀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二十九军成了孤军奋战。

实际上，当时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枝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一四三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三十九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一三二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二十九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有密切关系。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乐陵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他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二十九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二十九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