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天　12月8日星期三（第2/16页）

在华盛顿，知道“红衣主教”这个名字的只有中央情报局的三个最高行政官员。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都给他的资料取一个新的代号，知道这个代号的人仅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最高层的官员和分析专家。这个月的代号就是“柳树”。在万不得已需要把“红衣主教”提供的情报告知局外人时，就象黑手党掩盖其经济收入来源一样，事先要把材料仔细地处理一番，以掩盖其来源。中央情报局为了保护他还制定了许多专门的安全措施。为了防止因密码被破译而暴露“红衣主教”的身份，他的情报一律不通过无线电或陆上通信线路传送，而全部采用专人递交方式。“红衣主教”本人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潘科夫斯基的命运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中间人被送到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站长手里。这个站的站长已经换了12任，而他却一直活动着。其中有个站长是个野战军退役军官，他有个兄弟是耶稣会教士，也是纽约福德姆大学的哲学和神学讲师。他每天早晨都要做弥撒，为这个他永远不会相识的人的安全和灵魂祈祷。“红衣主教”之所以能够一直幸存下来，最好的解释莫过于此。

中央情报局曾经先后四次为他安排了逃离苏联的机会，但他都一一拒绝了。一些人因而认为，这足以证明他已经被转过去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恰好证明了他象大多数有成就的间谍一样，是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些东西的驱使下干这行的，因此，他也和他们一样，只不过可能略为迷恋干这一事业罢了。

瑞安现在看到的这份情报经过了前后20个小时的辗转传送。拍好的底片经过五个小时才送达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立刻交到了站长手里。站长是一个老练的野战军军官，曾经当过《纽约时报》的记者，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新闻专员。他马上把底片拿到他的私人暗室里显影。从底片到达至显影完毕仅用了30分钟。站长用放大镜把五张底片的内容看了一遍，然后给华盛顿发了一个“特急”电报，说“红衣主教”的信号正在途中。然后，他一边翻译一边用便携式打字机把情报打到紧急电文纸上。这项保密措施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消灭谍报员的笔迹，二是通过翻译整理除去谍报员的语言特征。接着立即将底片焚毁，把报告折叠起来装入一个烟盒似的金属盒里。盒子里装有一枚小型烟火弹，一旦打开盒子的方法不对或受到突然的震动，情报就会自动销毁。过去，曾有两次因盒子不慎落地而毁掉了“红衣主教”的情报。站长再把盒子交给使馆的信使，他已经订好了一张苏联民航直飞伦敦的机票。三小时以后，信使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转乘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班机飞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最后转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达华盛顿国家机场。早上八点，这个外交邮袋到了国务院，一直守候在那里的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取出盒子，立刻驱车把它送到兰利，直接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盒子由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科的一名技术指导打开，取出情报，局长首先用他的专用静电复印机把情报复制三份，再把原报告在烟灰缸里烧掉。一些新上任的局长曾经认为这些保安措施滑稽可笑，但是当他们看过第一份“红衣主教”的报告之后，就意识到这些措施是何等必要。

瑞安把报告看完之后，又翻到第二页重新阅读，并且不由自主地轻轻摇了摇头。这份“柳树”文件第一次使他如此强烈地感到，千万不可打听情报的来源。他合上文件夹，把它还给了格里尔中将。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先生。”

“杰克，我知道不说你也明白，但是还得说。你刚才看到的东西连总统、巴兹尔爵士都没有看过，就是上帝要看也不行，没有局长本人亲自批准，谁都别想看到它，你明白吗？”格里尔打着官腔对瑞安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