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军中骄子（第3/17页）

只要特种部队保持这种规模，五角大楼的许多陆军将领会很高兴。

肯尼迪前来视察之前，比尔?亚伯勒的上司中不止一个人对他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友好善意的信息。例如，第18空降军司令（一位三星将军）就对他说过：“比尔啊，你刚刚晋升准将，我就开门见山跟你说吧，你想做的是一些谁都不喜欢、谁都不会接受的事，除非你能说动总统。我的意思是，必须让他相信，因为如果他不同意，五角大楼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陆军“老大”说成是彻头彻尾的障碍也是错误的。

1961年，比尔?亚伯勒接管了特种战争中心1955年12月10日，麦克卢尔准将的心理战中心变成了特种战争中心及学校。。当时他给手下人下达的第一道指令是，制订出一个根据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来打造这个中心的基本原则——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并且由于陆军“老大”没有理解肯尼迪讲话的意图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陆军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来贯彻总统关于反游击战方面的意图。

例如，设立了在陆军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领导下的特种战争指导委员会。1961年1月，该委员会推出了特种战争学校的第一批反游击战的课程。

1962年初，该委员会以汉密尔顿?豪兹将军为首的13名将军来到特种战争中心。豪兹委员会提出，从上校到四星上将的所有陆军军官以及美国的所有陆军师，都必须接受反游击战的教育和训练。该委员会还提出把特种部队从当时的2300人增加到4600人。到1968年年中，特种部队已经增加到8个大队，总数超过了9000人。

那年10月亚伯勒和克利夫顿为总统举行的表演，实际上融合了三股力量，但在当时它们还没有被完全分清，也没有被完全理解。

第一，比尔?亚伯勒是肯尼迪亲自挑选的特种部队司令长官——不过亚伯勒本人并不知道。总统此举得到了特德?克利夫顿的帮助，并听从了他的建议。总统曾经对陆军参谋长说他要用亚伯勒，于是他得到了亚伯勒。最高行政首长的青睐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五角大楼那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喜欢自己负责人事安排。当总统把这项权力从他们手上拿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喜欢的，这就意味着亚伯勒从走马上任起就面临种种阻力。

第二，比尔?亚伯勒知道，特种部队是惟一体现了美国总统十分关注的“新型战争”思想的美国的军事概念。但亚伯勒也知道，没有肯尼迪的帮助，要让陆军接受这样的思想非常困难。在二战胜利后的几十年内，陆军仍然在打二战式的战争——依靠火力和大兵团作战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提倡与推广特种部队的理念，亚伯勒不得不冒一些风险。他不得不去做总统和公众的工作。在向总统推荐亚伯勒的时候，特德?克利夫顿深知亚伯勒非常善于“推销”自己的观点——他在朋友面前是个“表演艺术家”。他是做这件工作的合适人选。

第三，比尔?亚伯勒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特种部队，因为他已经得到总司令的授权——这也是为什么说当年10月的那一天是特种部队重要分水岭的主要原因。亚伯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特种部队将因为他而发生重大变化。

他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用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的远见卓识，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克利夫顿和肯尼迪联手把他选调到布拉格堡是个正确的选择。特种部队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当然少不了数以百计的大人物的诸多帮助，但主要还是亚伯勒的功劳。

接手特种部队的初期，亚伯勒心里并不高兴。接到要他到布拉格堡报到的命令时，他在欧洲担任高级反谍报官员——第66反情报特种大队司令，他们的总部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负责向美国在欧洲的所有驻军提供安全保障。他的反情报特种大队通过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巴黎的外勤工作站展开工作，此外他们还与德国、英国及法国的安全部门官员密切配合。这是他十分喜欢、不愿离开的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的国际性及其成功的记录——他们识别、抓获、或者“消灭”了数量众多的敌人特工——他也喜欢这项工作千变万化的神秘性以及迷宫般的复杂性。对于一个高智能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