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5/30页）

几个小时过去了，约尼也有了睡意。在驾驶舱的后部，有一个两张小床组合而成的双层铺位。下层的床已经损坏，而上层的床完好无缺，而且还空着。肖姆龙看出了约尼的疲惫，对他说：“你可以睡这张床。去的路上你睡，回来的路上我睡。”5约尼让导航员在着陆前大约半小时的时候叫醒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的可充气枕头，把它吹得鼓了起来，然后爬到了床上。他把枕头搁在脑袋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没过多久，沙尼也想睡觉了。离飞机着陆还有好几个小时。“我转过头，发现约尼睡在那张床上，”沙尼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有营队指挥官在那里休息，我会很礼貌地、坚定地要求他到飞机后部去的。而这一次，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的理论就是，对突击航站楼的第一支队伍来说，他们幸存下来的几率是50％。我对自己说：他在行动中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这是肯定的。他在这里争分夺秒地休息，难道我要把他叫醒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想躺一会儿。他蜷缩在床边上。我在他旁边躺下，然后逐渐地靠近他，直到两人只有咫尺之遥。”

沙尼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但是他们很快就要冲锋陷阵了。他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问自己，他会设法顺利降落飞机吗？还是会在降落之前必须盘旋几圈吗？那样的话，整个机场就会被惊动，而恐怖分子也会警觉从而杀害人质吗？因为飞机降落的失误，他们会不执行使命就被差遣回去吗？这些问题的变数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地呈现。

“从国家层面来讲，我害怕任务失败——不仅仅是因为会有人牺牲或者受伤，更是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会引发一场灾难。”沙尼解释说。古尔前一天的话还在耳畔回荡，正如他所说的：行动成功的重任都落在了飞行员身上，而对侦察营士兵来讲，把他们送到特拉维夫或者恩德培都差别不大。

“我跟他鼻子对着鼻子，隔着一英寸的距离望着他。而他睡得如此地安详，就像一个小孩。我问导航员兹维卡，约尼是什么时候睡的，然后他说：‘你瞧，他睡着了。我们只需在降落前一会儿叫醒他。’我情不自禁地想：他的这份平静是怎么来的？很快就要投入战斗了，而他现在睡在这里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一样！我爬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5

沙尼起来之后，拉米·列维决定去伸展一下筋骨。他把约尼挪了挪，以便给自己腾出睡觉的地方。“他稍微翻了个身，然后又继续睡。我在他旁边躺着，休息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约尼是谁。我只是看见一位穿着迷彩服的中校军官躺在那里，显得疲惫不堪。那时我不知道，原来他就是侦察营的指挥官，但我在驾驶舱见过他。在我看来，他是要负责一些事情的。现在，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家伙也许几天都没睡了。’我记得脑海里当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这是他们睡的最后一觉，谁知道呢！”

当飞机已经靠近维多利亚湖的时候，他们叫醒了约尼。大多数是跨过非洲大陆的飞行都要穿越埃塞俄比亚领空的。飞行员利用暗号指代航线上的预定地点，一次又一次报告自己的方位。

飞机离开了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线，进入浩瀚的鲁道夫湖的上空，然后继续朝着西南偏南的方向穿越肯尼亚的西部边界。尽管飞机飞得很高，头顶的非洲云系还是使得飞机不时地遭遇降雨。他们在无线电波里听见了恩德培的控制塔和一架从机场起飞的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之间的通话。这在预料之中。以色列时间，大约上午10:30，他们抵达了维多利亚湖，飞临肯尼亚小镇附近的海湾。然而，他们遭遇到了极度恶劣的暴风雨天气。高电荷的空气产生的静电在飞机挡风玻璃外释放出跳跃的闪电。此时，3架飞机在风暴中向下盘旋了大约6分钟，然后悬停让突击队员有时间展开主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