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顺治之死，大清王朝的最大谜团（第4/10页）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每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

从实际情况判断，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变幻风云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在大殿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处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大大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恐惧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还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道：“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