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历史的拐点：决战山海关（第2/10页）

政治上的浑浊，可以天然滋生出淘汰廉能之士的机制。在我国历朝历代，这几乎成了一个铁打的定律。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来自决策者的自私、无能与贪婪，来自对此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机制，外部敌人所能带来的损害永远是第二位的。诚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已，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温度永远不能令鸭蛋孵出小鸡，只有鸡蛋才行。这应该也是一条类似牛顿定律一般的铁律。

晚明时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崇祯皇帝曾经提高军功奖励标准，将杀死一名敌人奖励三两白银提高到五两。有证据表明，为了得到奖赏，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杀良冒功现象。譬如，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上报杀贼五十的军功，检验结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颗首级是妇女和孩子。崇祯五年，山西官兵追剿农民军到河南，领兵将领要当地县长为自己报功。县长说：“没有敌人的首级怎么报？”那位将领回答说：“这个好办。”很快命人送来了一千多个人头。结果，县长在其中发现了八十多个县学学生的脑袋。

那位当年推荐过袁崇焕的著名官员侯恂，曾经给洪承畴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叫作“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显然，老百姓对官员和官兵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贼匪。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北京城里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溃情景）

决策层失道且无能，导致贪官污吏横行，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离心离德，在此情形下，轻动刀兵的结果，势必蕴含了不可测之后果，最终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祯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走向绝路；而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进北京城的。有记载显示，崇祯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肃总兵杨肇基手下的一个把总。崇祯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杨肇基奉命进京勤王。在金县，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哗变，投入了暴动的农民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后的十余年间，李自成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情形大约和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恰相仿佛。

崇祯十一年底，在洪承畴、孙传庭的打击下，李自成全军覆没，只带着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此后，他的坚忍不拔、多尔衮大规模进入中原、崇祯皇帝的庸劣与河南严重的自然灾害，四者合一，帮了他的大忙。到崇祯十三年年底，在得到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帮助后，他第一次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并由李岩替他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歌词大意是：“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由此，与大明帝国形成鲜明对照，受到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

有证据显示，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的部队军纪严明，并曾经处死过骚扰百姓的军士。可能是下列两个原因，导致了这支大军战斗力的衰减。

首先，李自成提出三年免纳钱粮的政治承诺之后，必须筹措大批量的粮饷以供给他那百万大军。这种财政上的压力，应该是他向原大明帝国官员们逼缴钱财的基本原因。假如考虑到大明帝国官员们的贪婪与腐败，这种措施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然而，却也具有很难遏制的传染性腐蚀力量，从而被追逼的范围，由旧政权官员迅速蔓延到了商户和普通百姓人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记载说，当李自成下令讨伐吴三桂时，他的部队中，许多官兵的脖子上挂着数量不等的金银项链，腰间携带着珠宝银钱，两只手臂上则戴着大约不止一个金银手镯。很难想象，这些将士会在心里想着如何奋勇杀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