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第2/4页）

当时的国会虽然为国人所不齿，可是它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

南方伸出热烈的手邀请议员，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吴景濂怕议员相率离去，他变成光杆议长，因此劝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对外宣称先行制宪以缓和议员的反感，免得他们真的纷纷他去。

这时留京的议员和离京的议员，正在大打笔墨官司。吴景濂召一批留京议员，劝告其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黎元洪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是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安心制宪，试问全国哪处没有军阀？哪处才能制宪？宪法几时才能完成？

离京的议员则指责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还有“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不要为了曹三（指曹锟）一人的野心而葬送了国会。

国会议员离京，第一站是到天津，天津方面有办事处接待来津议员，由杨永泰负责，杨是广东籍议员。国会在天津的办事处是一个转运和接待机构，凡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由办事处接待，然后发给车船费500元。迄9月15日为止，到天津领旅费的，有503人，到上海报到的，有385人。因为有许多在天津领了旅费却没有去上海。

国会议员移沪制宪，推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四人先到上海筹备，租下了上海县西城外湖北会馆为两院议场。7月14日举行国会移沪集会式，两院出席议员约200人，推年长的众议员凌鸿寿为主席。

自黎元洪复位以来，国会即发生“民八议员”和“民六议员”之争。所谓“民八议员”是在广州非常国会递补的议员，北京方面一直不肯承认，黎元洪被逐后，国会计划南迁，怕南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为了凑足人数，所以“民八议员”亦一律招待南下，不过要求他们作为预备队，先不出席会议，但一切待遇完全和议员一样。7月14日集会时，“民八议员”有数十人到会，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国会分裂后，留京议员已占少数，而留京议员并不是全部赞同直系拥曹派，所以拥曹派实在是少数集团。他们想透过合法选举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宪法会议达到目的，更不可能，于是计划以（一）捏报出席人数；（二）以非议员冒名顶替；（三）强迫签到之议员入场，或以绑票方法强制议员出席。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所定的选举总统会，必需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当时两院议员为870人，三分之二的数目是580人。留京的议员无法凑到这个数目，不但总统选举会开不成，就是宪法会议（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数）也召开不成。

留京的拥曹派议员当然也要挣扎，可是国会问题必需“钱”，黎元洪就因为自行决定给国会经费和议员出席费而引起了政潮，现在黎虽下台，国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12年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约集了152位议员谈话，由吴提出临时给费方法三条：（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一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这个提议以77人赞同而通过。

吴景濂的这个决定，就是在北京的大多数议员也不同意，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均有函给吴，表示反对，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具文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

拥曹派希望留京议员不要星散，同时争取南下的议员回京，除了津贴出席费100元外，同时安排另一计划。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2年10月10日届满，如今已是七八月了，国会分裂，无论在上海或在北京的人数都不及法定数目，都无法开会，10月满期转瞬即到。吴景濂针对这个弱点采取行动，由众议员王茂材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案，于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云：“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无限期的延长。因为下届议员不选，现届议员就可以一直担任下去。以此为饵，吴景濂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诱各议员返京，每人发给旅费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