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第2/11页）

黎同时发表通电，宣示借拨经费实情，有云：

“国会再断，《约法》荡然，混沌纠纷，久沦为无法之国。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隐忍复职，冀见宪法之成。窃虑议之非难，行之维艰。督军不废，虽成犹阻，干喉焦唇，庶几悔祸，诚信未格，事与愿违，恐一旦去职，成立尚不可睹，瞻言前路，心胆俱碎，苟可促进，惟力是视。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宪法果成，国之福也，众之功也，元洪何与！如其不成，宁复有国，涕泣盼望，实式图之。”

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的意思，张绍曾满腹心事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与会代表很愤激，大家都说：“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12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黎元洪勉强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一肚子的冤气，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尚称恭顺，乃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乃退出。

8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1万人，举行国民大会，由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他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叶某说完，复有登台演讲者多人。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7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北京城内外，充满了大风暴降临的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细软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可是没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黎以一国元首身份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简直不好说什么。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所以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