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一、军心摇动（第3/3页）

清廷眼见人心军心都已大变，而袁世凯又不露面，赵秉钧则不断逼宫，因此一再催促袁世凯销假视事，1月29日袁再托病不肯入朝，其奏文曰：

“臣久患心跳作烧，及左腿疼痛等症，无暇静养，迄未就痊，因近日谣讹纷起，未敢再请续假，勉为支撑，稍安人心。日前闻军心渐多动摇，异常焦灼，连夜不寐，心跳益剧，头眩尤甚，而腿疼迁及腰间，步履尤为不便。奏传今日召见，仍难驱叩宫门，谨恳格外施恩，赏假二三日，以资调养。所有下情已嘱国务大臣胡惟德代奏一切。至军队赞成共和，实由于湖北党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发电信，剀切解劝，当不至遽与革命军联合。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性遵朝旨。现遵旨与伍廷芳仍商国体公决变通办法，今日停战期满，昨电伍廷芳托词延宕，亦未显与决裂，而徐州、颖州均已开战。臣才力短浅，奉职无状，悚惶待罪。谨奏。”

清廷在接到段祺瑞等前线将领所发的通电后，为了缓和及安抚，乃由内阁复电，一面深许各将领的“忠君爱国至诚”、一面仍觉得“改变国体，事关重大，非付之国民公决，不足以昭慎重。”其实这时隆裕太后已毅然决然付袁以决定大计之权，不过二三近支王公仍多方留难，所以段等的通电发出后一个星期，清帝退位之诏仍未颁布。

民国元年2月4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铸、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九人发出逼退的第二电，专向少数王公说话，措词更为激烈，并以即将率全军北上相恫吓。电曰：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2月6日当袁世凯召集各王公大臣，把这个电文交给他们传观时，各亲贵均相顾失色，他们手足无措，战战兢兢，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威胁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尸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脸，段兵真的北上，则优待条件都不可得了。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拟就赞成共和的长电一通。

在这期间，北方的革命志士仍坚决主张把革命行动在北方贯彻，也反对利用袁世凯推倒清廷。2月6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2月10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方面的革命同志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换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制度便一日得不到保障。2月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赴锦州作最后的奋斗，不幸他们到了唐山，踪迹就被暴露，追踪的侦探向他们开枪，互相枪击中，这些志士都壮烈牺牲了。

袁为了压制北方的革命活动，在清室宣布退位后，乃给汪兆铭廿万元，叫他到天津解散所有革命机构。汪在2月21日到天津，在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同盟会外，一律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