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第2/6页）

1923年3月，泽克特听取别人意见，决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尔大伤脑筋的老兵暴发户亲自见上一面。到达慕尼黑后，这位普鲁士军官一连四个小时耐心地，或者说冷漠地倾听希特勒再次胡言乱语大讲“十一月罪犯”和背信弃义的犹太人，宣称需要由一位伟大人物来接管政府。据当时在场的泽克特副官汉斯-哈拉尔特·冯·泽尔肖上校披露，当年从奥地利高中辍学的希特勒给面前这位德国职位最高的军官讲起了历史，把德国的命运同那些采取断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其他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比较。希特勒振振有词，言语激烈。他对泽克特说：“我们国社党人（National Socialists）一定要把柏林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成员的尸体挂在路灯柱上。我们要让国会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当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时，我们会请您，将军阁下，领导全德国的工人们。”6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是一个诱人的许诺。然而即使这位老牌的普鲁士将军赞成右翼政府，他也根本不想看到把人吊死在路灯柱上，不想听到那位气焰嚣张的啤酒馆政治家所讲的偏激言论。据泽尔肖透露，泽克特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从今天起，希特勒先生，我们彼此之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泽克特便动身前往柏林。7

到那时为止，希特勒作为一名抵抗资产阶级政客的强硬人物已经名声在外。按当地标准来衡量，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增长迅猛，仅在1923年便从20000人猛增到55000人[2]。每次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演讲做广告宣传时，墙头海报上总要写上“超大规模集会”这个词语。确实名不虚传。希特勒在演讲上经常预言一些世界大灾难，然后提出中肯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直截了当地打动民众情感。因此希特勒在克朗马戏院里能够吸引6000名听众到场。

这些听众们急于想听到对于他们日益加剧的苦难所做的轻率解释，希特勒也清楚应该把责任推给谁。希特勒指责那些在背后捅刀的平民，特别是犹太人，称他们在1918年“出卖”了那些“前线战士”，使德国输掉了那场战争。他又将当前的德国政府和魏玛共和国宪法斥为非法。左翼共产党人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顽固不化的君主主义者形成了德国政治中的两个极端阵营。在魏玛共和国众多反对这两个极端政治阵营的人士中，希特勒无疑是反对呼声最高的一位。他高谈两种相近的政治概念：“大首都”和“国际主义者”（意指所有那些提倡社会主义国际兄弟情谊的左翼人士）。他谴责法国和英国，嘲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十四点原则”是大骗局。他将战前的德国描绘得一片美好，同眼下的“耻辱与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8他总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认为：“政治煽动必须采用简单易行的手法。”9

希特勒善于感染激励听众，比其他政治家更能使听众产生感情共鸣。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所采用的煽动手法，也在于他能够透过当时的政治问题看出背后的重大主题以及听众的各种心愿。他不仅可以同听众中的佼佼者一起谴责法国占领军、通货膨胀、失业和不可靠的政府，而且还触及涉及面更广的大问题：“伟大崇高感”。这种感觉在那些对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感到困惑，而且遭受其打击的人们当中常能引起共鸣。“德国民众的振兴问题不是经济复苏问题，”希特勒在党内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而是使民众重新获得一种内在情感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再次使国家强大起来，并由此获得经济福祉。”10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的利益和潜力大做文章。他依靠的不仅仅是坚挺的马克与公平的工资。他谴责《凡尔赛条约》的种种暴行，怒气冲冲地抱怨有人“利用高利贷盘剥人民”，热情称颂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此时听众们觉得希特勒是在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在空洞地说教。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错误，无论将“战争的唯一罪责”推到整个德国头上有什么好处，但德国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而言并不觉得自己不如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他们的自尊被摧毁了，遭到了冒犯，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却使他们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感觉自己是一个强大而高尚的民族。希特勒颇有心机地将纳粹事业标榜为“自由运动”。这一高明的攻心策略将希特勒的演讲变成了大众娱乐活动，而且带有宗教热诚的色彩，就好像宗教复兴运动者在帐篷里开会一样。超大规模集会的宣传海报上甚至还印有体现着消极宗教倾向的语句：“犹太人禁止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