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拒绝洪“收拾”反对党一二人建议

袁世凯对宋教仁心有不满，并暗中支持洪、应实施构陷“孙黄宋”计划，这一点确定无疑，但他却没有像国民党人所说那样，“倾陷不成，而暗杀之谋乃亟”。[22]

如前所述，造意杀宋之人是洪述祖，而非袁世凯、赵秉钧或应夔丞，转折出现在3月6日洪述祖致应夔丞“除邓”一函。该函为洪述祖亲笔函，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第二次预审洪述祖时，唐绍仪曾就此函笔迹出庭作证，接受原告律师马斯德诘问。唐称：“与洪述祖相识多年，昔在天津时，被告尚无职司，常到我处叙谈彼之诗词文字，我亦见过其笔迹，尚能辨认。至案内洪与应桂馨之信函，确系洪之亲笔。”美副领事博式金亦诘问：“顷所呈应桂馨案中之信函两封，尔云确系洪述祖笔迹，有无错误？”唐答称：“中国文字历久不能改变，即十年、二十年亦能辨认，并无错误。”[23]第五次预审时，马斯德又将被告亲笔信函七封邀请唐绍仪上堂逐一给予阅看，并问：“此种信函曾否见过，究系何人笔迹？”唐答称：“见过，均系洪述祖之亲笔。”[24]

由于洪述祖在1912年11月1日致应函中，曾有“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的约定，[25]因此，他在3月6日函中唆使应夔丞对宋“乘机下手”，完全是其个人对应夔丞发出的信号，这是杀宋之意产生自洪而与袁世凯无关的一个铁证。现在的问题是，洪述祖产生杀意后，袁世凯和赵秉钧是否知情，态度如何。

由于赵秉钧至迟在2月22日已将“应密电本”交与洪述祖；更由于洪述祖与赵秉钧的关系并不融洽，根本不可能将刺宋这样的机密事情报告赵秉钧，因此，赵秉钧对洪述祖计划杀宋并不知情，是可以确定的，详细论证见后。这样，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袁世凯对洪述祖计划杀宋是否知情上了。恰好，王治馨在3月30日宋教仁追悼大会上演说时，不经意间披露了他从赵秉钧那里得到的相关内幕，他说：

前日（指3月28日——引者）赵与总统面谈……总统说：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总统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云。[26]

演说并未提洪述祖何时向袁世凯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不过《民立报》驻北京记者随后有进一步的信息披露，谓：

宋案发生前十余日，洪曾谒总统，谓：反对党牵剌太甚，不如除去二三人。总统申饬之，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此事如何做得。[27]

按此时间计算，“宋案发生前十余日”，也就是3月20日前十余日，具体讲，即2月下旬至3月10日之间。现在我们根据《大公报》“车站纪事”，将洪述祖在此前后的行踪列表如下（见表5-1）。

表5-1 1913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洪述祖行踪

据表5-1，2月22—26日洪述祖在北京，但当时他尚未产生杀宋之意，因此不可能向袁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2月27日以后，直至3月6日（包括3月6日），洪述祖一直在天津，也不可能有面见袁世凯提出建议之事。因此，他谒见袁世凯只能在3月7日回京后三四天内。洪述祖这十几日的行踪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即他3月6日致函应夔丞，唆使其对宋教仁“乘机下手”，系在其天津私宅发生的事实，这是杀宋造意于洪述祖而与袁世凯、赵秉钧无关的又一铁证。

洪述祖给应夔丞发出指令后，方于3月7日入京，在当天或随后几天内谒见袁世凯，试探性地向袁世凯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由“何不”“不如”等用词也可以看出，杀宋起意于洪述祖而非袁世凯，否则洪述祖便不需采用此等试探语气，可见他对袁世凯是否同意杀宋并无把握。另外，从第四章所论可知，为了配合其向袁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洪述祖同时又亲自执笔，或由其幕后推动，在报上抛出《驳宋遯初演说词》与“北京救国团”通电，攻击宋教仁和国民党在库伦独立及大借款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而从袁对赵秉钧所云“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一句来看，恰与洪述祖的上述动作相印证，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袁世凯对赵秉钧所透露的内幕完全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