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应经洪邀入京见袁（第5/6页）

1913年1月12日，应夔丞面谒赵秉钧，请求发给国务院密码电本。两天后，赵秉钧派人将“应密电本”一册交给他，面页书有“北京国务院应密 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16字。赵秉钧并写一便函与应夔丞，谓：“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218]这是如何看待此后赵、应关系的又一大关键问题，将在下章重点考察。1月14日，应夔丞再次呈文大总统，就消弭会党隐患陈述意见。呈云：

窃以为东南各会，昔为密党，今为齐民，革命多资其力，群英半出其中。未议其劳，转以为罪，似失事理之平。况党杂人多，抚或可行，激则生变。愚以为宜以统一为钤束，扬激为维持，再以生计为最后之解决，自可弭患无形，渐进于和平之治矣。策之约四：一、源流。查会党起源，率皆明末孤臣因前此已有之民间党会，与之结合，以排满为主。……累次革命，牺牲会党之生命固多，而此次成功，藉手会党之力尤最。为今之计，聚歼既无此理，遣归亦属无方，再四孰筹，惟有先谋治标，徐图治本，庶可循序程功。二、开放。……现宜由大总统酌定办法，明发命令，如勒限缴销票布，禁开山堂及收徒等事，特订取缔专章。……三、办法。开放后由（夔丞）体察各会内状，酌定统一专章，使其宗旨习惯默化潜移，偕之大道，并选各党有权力而明干者，分布各要地，侦查各党行为，随时惩劝。如有重要警信，立即密报中央。平时按旬报告，遇有事变发生，必须兵力制止者，随时会商该省都督，指调营警，或侦缉人役，协力剿办。由中央酌派一员，随时查察，俾外情如何，得以深悉，便于遥制。自川、豫以迄闽、广皆在范围之内，而以上海为枢纽。应请大总统任命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总长，以资控制。一切办法，续拟专章，呈请核行。四、生计。……生计一事，于党会上固为最后解决之方，于民生上亦为当然维持之事……拟请准由（夔丞）于国内可以经营实业之地，随时酌宜，呈明中央，力为组织，以浚大利而裕民生。……民国二年元月十四日。[219]

此呈即洪述祖屡次三番要应夔丞呈递之“筹备江南治安”条陈，是为了方便袁世凯向国务院提出给应夔丞加委职任的铺垫。《大中华民国日报》曾刊登此呈，落款时间为1913年1月15日，[220]但据该呈原件，落款时间为1月14日，并盖有应夔丞印章。关于此呈递交过程，洪述祖在1月5日函中，就已转告应夔丞：“顷间总理谕嘱吾弟开一南边手折办法，明日面交（即如何解散及取缔之法等事）。”可能因为时间过于紧张，且当时应夔丞正忙于办理领取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手续，故他并未即刻理会，而是在信旁注云：“俟手续交清，即照交条程〔陈〕□（此字不明，似系‘拜’字）可也。”[221]紧接着，洪述祖又有一函致应夔丞，转达赵秉钧之意，谓：“总统属开办法，已说明礼拜二送去，切勿误。”[222]此函未写日期，但礼拜二为1月7日，则此函应写于1月6日。结合1月5日、6日两函，可知赵秉钧嘱应夔丞所开之“手折”，实系“总统属开”，与1912年11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转述总统要应夔丞“具一条陈前来”云云，遥相呼应。1月9日，即应夔丞成功领取津贴当天，洪述祖又写信问应夔丞：“总理处手折已否面递？”[223]可知应夔丞并未于1月7日礼拜二前及时将手折交赵秉钧转呈总统。直至1月14日，应夔丞方将上大总统呈文写好，于15日由洪述祖正式上呈。

呈文中最令人吃惊者，应夔丞竟然主动要求大总统任命其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总长”。显然，袁世凯、洪述祖和应夔丞很可能已经就此达成一致，因此应夔丞才敢提出此一要求，以便袁世凯向国务院提出加委此项职务。前引1月10日应夔丞给黎元洪呈文中就有“现蒙大总统以巡查之事相属”，说明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呈文由洪述祖转呈大总统，然后交国务院商议，国务院又发函内务部，请查核办理。出乎袁、洪、应预料，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以“碍难照准”四字批复，[224]拒绝了应夔丞的要求。查1912年10月24日洪述祖致应夔丞第一函，其中曾有“中央加委一层，总理甚赞成”之语，何以此时赵秉钧又改变主意？其实，看看应夔丞的呈文，不仅要求中央同意其管辖自川、豫以迄闽、广广大范围内的党会，还要求中央同意其在国内适宜之地经营实业，胃口大得很。照此办去，政府不但不能收服应夔丞，反而会令其势力大涨，以致难以驾驭，难怪内务部不给袁世凯面子，驳回了应夔丞的要求。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央已经赦免应夔丞，并且确认由应夔丞担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的情况下，共进会党徒在江苏一带依然不安分，这就让中央对应夔丞不能不有所警惕，防止其势力过大。赵秉钧后来在自辩“勘电”中有段话专门解释政府在收抚应夔丞一事上的考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