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洪特殊关系由来（第3/6页）

关于洪述祖参与谋划南北议和，以及北方确定唐绍仪为议和代表的过程，赵凤昌之子赵尊岳亦有一段记述，其言曰：

天下政事相敌，不出和战两途。袁于此彷徨失措间，亦不得不谋与南中传递消息也。会袁部赵秉钧知其属洪述祖与余家为乡戚，又知余家阴策革命事，因由洪以私函来窥意旨。先公立示之孙、黄，佥曰：今日但求覆清，以行共和，不战而胜，奚不可为？且足补南军之拙，惟当得其人而语之耳。于是先公举唐绍仪，谓其能通治体，有权识，既为袁之故旧亲信，又夙厚于私交，倘得唐来，事必易与。孙、黄虽不识唐，以信所言，即加赞许。先公遂缘唐之乡人同学上海电报局长唐元湛密达京师，与唐通款曲，请为国家戮力，南来协商大计。唐固机智，窥情事之推迂，知安危之所系，甘以身许。袁知计售，私心为幸，即命冯（即冯国璋——引者）观望于武汉，武汉之围，由以少解。实则武汉苟涉疏虞，南京亦失屏蔽，和固不仅利袁，抑且大有利于南中也。然袁左右无可使者，既知南中属意于唐，终任之为议和代表。[116]

如此则洪述祖背后又有赵秉钧在推动。至于洪述祖所拟“诏稿”，系以隆裕皇太后语气昭告天下，其文曰：

宣统三年 月 日钦奉皇太后懿旨：盖闻天下者，天下之天下……此次武昌兵变，固由不肖疆吏所逼而起，而不及一月，各省云合响应，足见政治之窳败，人心之积愤，已达极点。及此改良，组织完全宪政，未始非中国剥极而复之机。余与皇帝仰体列圣爱民如子之心，实不愿以改革政治妨害民命……自念余一妇人，皇帝方在冲龄，忝居臣民之上，不能绥辑万方，已为疚心，何忍再使生灵涂炭。兹著派为暂任代表议政员，即日择地与全国国民妥议宪政。自宣布此次谕旨之后，立即停止战事，无论官军民军，不得再发一弹，再血一刃。所派赴鄂各军，克日撤回，军械、子弹收储勿用，以副朝廷弭兵安民之至意。所议宪法，但求于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列[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宣布海内，咸使闻知。[117]

关于这个诏稿的草拟，曾任袁世凯咨议的唐在礼后来回忆：“据说最早的退位诏书是直隶候补道员洪述祖所拟的。洪与民政大臣赵秉钧的交情、关系都很深密，他是赵的亲信秘书。他就是夤缘着赵的关系，得到袁的赏识，那个诏书就是洪到袁的私邸去，由袁面授要意，而后由洪着意撰写的。内容较为冗长，开宗明义纵论上下古今，然后以停战议宪为要旨，说明‘但求于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隆裕自称）与皇帝均乐观厥成’。并未明诏退位，文字少输迂娓，有欠捷当。”[118]很明显，唐在礼的这些说法与事实多不相符。如前所述，洪述祖实际上在袁世凯入京之前已拟就诏稿，袁世凯入京后，洪述祖方通过唐绍仪将诏稿递至袁世凯手中。诏稿中虽未有“退位”二字，但皇太后与皇帝若同意下此诏书，则其中“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一句，实际上意味着清帝同意退位。因此，将此诏稿称为“退位诏书”亦未尝不可。当然，清廷王公贵族也明白其中的利害，故而唐绍仪等人苦劝无果，这才改变策略，由袁世凯奏请施行，并以去就争之。至于唐在礼说洪“就是夤缘着赵的关系，得到袁的赏识”，似不够准确。如前所述，洪、袁二人早在甲午年间便已相识，并且当时袁便对洪的才能极为赏识，以后二人亦保持着联系。

草拟清帝“退位诏稿”在洪述祖看来是极具纪念意义的事情，为此，他将当时所用砚台命名曰“共和砚”，请人以篆书刻砚上，落款云：“壬子十月观川居士属陶心如篆并刻。”“观川居士”即洪述祖，陶心如指书画家陶洙。又在砚背左侧刻以隶书云：“辛亥九月，砚得，主共和诏书起于此，勒铭左侧志忘。中华男子洪述祖。”[119]可见洪述祖极以此事为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