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案情分析严重简单化

宋案系由宋教仁被刺而引发，因此，对宋案谜团的破解，从一开始就被吸引到了“谁是主谋”这样一个问题上。雇用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即应桂馨）刚一被捕，便有人怀疑其背后有主使之人，谓：“应桂馨与宋先生既无私仇，又非公敌，宋先生有何不利于应？应有何利于宋先生死？即质之应桂馨而亦不能强言为有也。则应桂馨之外，必更有一人焉，为应桂馨之主动可知。”[2]又谓：

应夔丞与宋渔父生平无握手交，无半面缘，何仇？何怨？应也，宋也，诚风马牛不相及也。胡为乎应乃掷重金、买死士，必得宋而甘心焉？由斯言之，买武士英者，应夔丞也，而买应夔丞者，伊何人乎？[3]

随着应宅所获大量函电文件内容逐渐披露，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夔丞的诡秘关系曝光于天下。但舆论并不认为洪述祖就是最后的主使人，而是进一步提出洪述祖背后可能还有主使之人，理由是：

彼洪述祖，一卑鄙龌龊之小人，与大政治家宋先生固亦风马牛不相及，宋先生之死生，与彼实了无丝毫之关系，洪又胡为乎必死宋先生而后快也？然则，嗾武者为应，嗾应者为洪，而嗾洪者必更有人在也。[4]

由于洪述祖为赵秉钧之秘书，搜获文件中又有赵、应之间往来函电及赵送应之密码电本一册，因此，舆论很快将矛头指向赵秉钧。而赵又被认为是袁世凯的心腹，于是，袁世凯亦被牵入案中。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案情是很清楚的，因此，其机关报《民立报》在1913年4月27日刊登44件证据时，于所加按语中明确指出：

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

洪、应二犯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人〉主动（人），乃袁世凯、赵秉钧也。[5]

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方面对于宋案的正式研究结论。然而，赵秉钧却不认同这一结论，他于4月28日发表自辩“勘电”，称“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6]袁世凯同日也发出“勘电”，明确给赵秉钧以支持。[7]

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刺激着后来的宋案研究者，以至于绝大多数研究者均把寻找刺宋主谋作为最主要的方向，却一直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较早一些的著作和那些深受革命史观影响的著者，大多毫无保留地接受国民党方面的研究结论，只不过文字表述略有差异而已。如前述谷钟秀、马震东、邹鲁、陈功甫、魏野畴、孟世杰、李剑农、吴玉章、陈志让、吴相湘、郭廷以、胡绳、黎澍、陶菊隐、丁中江、胡绳武、方祖燊、李新、陈旭麓、何泽福、李宗一、李守孔、李云汉、徐中约、李侃、金冲及、张宪文、张玉法、朱汉国、来新夏、唐宝林、郑师渠、张海鹏、朱宗震、侯宜杰等人所著或主编之书，[8]以及沈云龙、王涵、何泽福、饶怀民、刘大年、朱怀远、袁伟时等人所撰文章，[9]均将袁、赵视为幕后主使。日本学者萱野长知、片仓芳和、松本英纪、菊池秀明、渡辺竜策、樋泉克夫，以及美国学者欧内斯特·P﹒扬、史扶邻等人论著，还有刘吉祥（国籍不详）的英文著作，也都持同样看法。[10]

唐德刚实质上也认为袁、赵是幕后主使，只不过他又对二人在杀宋心态及背后考量上的差别进行了区别分析，他说：

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搅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