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性探究屈指可数

记述和探究宋案真相的文字，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种史学专业书籍当中关于宋案的记述，第二类是各种专业学术期刊当中关于宋案的论述，第三类是各种非专业性书刊及网络文史爱好者对宋案的解读。

第一类数以百计，几乎所有以“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史”“近百年中国史”“中国近代政治史”“革命史”“政党史”“民国史”“北洋军阀史”等命名的书籍，以及宋教仁、袁世凯、孙中山、黄兴等人传记，都会述及宋案。其篇幅从寥寥数百字，到洋洋数千言，乃至数万言不等。其中比较重要者，中文方面，如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陈功甫《中国最近三十年史》、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孟世杰《中国近百年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吴玉章《辛亥革命》、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李守孔《中国近代史》、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李侃等编《中国近代史》、胡绳武与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唐宝林与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张宪文等编《中华民国史》、朱汉国与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来新夏等编《北洋军阀史》、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陈旭麓与何泽福《宋教仁》、马震东《袁氏当国史》、陈志让《袁世凯传》、李宗一《袁世凯传》、唐德刚《袁氏当国》、侯宜杰《袁世凯传》、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等。外文方面，如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籍》、大东亚文化会编《孙中山革命战史》、片仓芳和《宋教仁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与思想》、松本英纪《宋教仁之研究》、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欧内斯特·P.扬《1912—1915年的袁世凯》、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刘吉祥（K.S.Liew）《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与辛亥革命》（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等。各书关于宋案的记述，无论篇幅大小，普遍具有一个特点，即首先平铺直叙宋教仁被刺前后情形，然后就谁是刺宋主谋这个核心问题，几乎不加分析，直接表明看法，内容陈陈相因，材料大同小异。说到底，就是偏于记述，而非分析论证，因此，所述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甚至难以找到些许可以给人启发之处。

第二类是宋案探究中较值得注意的一类文字，然而其数量非常之少。迄今，偏重分析案发原因及案情的专题学术论文，不过寥寥十数篇，如王涵《试论宋教仁之死》（《文汇报》1980年12月16日，第2版）、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饶怀民《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风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及《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收入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何廷明等《宋案元凶探渊》（《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侯宜杰《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史林》2013年第1期）等。还有一些文字论及刺宋案发生后的相关问题。[1]与第一类书籍偏重记述刺宋案不同，上列学术论文偏重案发原因及案情分析，特别是围绕谁是刺宋主谋这个问题，每位撰者都试图提出不同于他人的看法。然而，由于撰者无一例外将案情严重简单化，并且忽视新史料的发掘利用，而对既有核心史料又几乎不能准确解读，因此，这些专题论文仅仅在个别细节分析方面有可取之处，总体论述并不具有说服力。此外，日本学界也有几篇与宋案有关的论文，但只是涉及案情而已，基本谈不到研究，如片仓芳和「宋教仁暗杀事件について」（『史叢』第27號、1981年）、渡辺竜策「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民初政争の一断面」（『中京大学论丛·教養編』1962年第3號）、樋泉克夫「宋教仁研究ノ-ト-1-」（『多摩芸術学園纪要』1980年第6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