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们（第3/12页）

但她的一生是我们外婆那一代的故事。葛莉娜的境遇才是我们这一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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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莉娜在一九七六年出生。产科医生不太喜欢孩童，因此，当他看到她却没有皱眉，大家莫不将之视为一个吉兆，认定她是个美人胚子。随着葛莉娜一天天长大，我们全都认可产科医生当年的真知灼见。葛莉娜不像她爸爸，也不像她妈妈，而是像她的外婆。

她爸爸是个矿工，她妈妈是一家纺织厂的女裁缝，没错，葛莉娜小时候，我们的妈妈们确实赞许她的父母。他们行事合宜，设法保持低姿态，各方面都不引人注目。他们从早工作到晚，谨遵“道德法典”的第二条守则：劳动应当认真负责，增进社会福祉——不事生产之人，不应享有食粮。他们在家中高声交谈，音量大到我们的妈妈们隔着墙壁也听得到他们没有私藏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但是说来奇怪，我们小时候，他们不准葛莉娜跟我们玩耍。他们婉拒我们的邀请，不让葛莉娜跟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国际青年团结日”举办庆典活动时，他们一家也提早离去。这些举动令我们的妈妈们起疑。“他们那家人啊，讲得好听一点是骄矜自负，讲得难听一点是破坏反动。”我们的妈妈们一边悄悄耳语，一边舀了一匙果酱加到热茶里。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虽然清算整肃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人们还是有意无意的说着类似的话。我们的城市不大，流言与耳语很容易成为裁决与定论。谁忘得了薇拉·安卓亚弗娜？她无意之间告发自己的母亲，结果却受到明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各大报刊的赞扬？如果不是肺癌先一步夺走了她的性命，葛莉娜的妈妈说不定也遭逢类似的命运。

直到小学三年级，我们才了解葛莉娜的爸妈为什么不让她跟我们交朋友。背诵了九九乘法表之后，我们出去吃午餐——我们精于默记与念诵，九九乘法表难不倒我们。葛莉娜被一条松开的鞋带绊了一跤，忽然往旁边倾斜，手里的书本飞到空中，跌跌撞撞，整个人摔到书堆里。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一条鞋带造成如此骚动。

“你有点辜负了你外婆的盛名。”我们的老师说。并非每个人都有一段引以为荣的家族传奇，我们带点忌妒，恨恨地大笑。

“这话是什么意思？”葛莉娜问。她不知道。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七嘴八舌，争相告诉她芭蕾舞团、邪恶的劳改营长、她外婆传奇的一生。她摇摇头，一脸困惑，不可置信，最后终于露出骄傲的神情。

当天晚上，她要求学习芭蕾舞。

“芭蕾舞？”她爸爸问，他的嗓音喑哑，喉咙因为镍矿粉尘而刺痛。他将在五十二岁辞世，已比一般矿工多活了三年。“你还是个学生，你会忙着学习、领导团队。”

但是葛莉娜非常坚持。“我要跟我外婆一样跳芭蕾舞。”

她爸爸叹了一口气，双手拂过一缕缕电暖炉散发出的滚烫热气。这些年来，他始终质疑他和他太太为什么刻意隐瞒这位家族名人，答案却相当单纯：他们是劳改营的下一代，而且有个长得非常像她外婆的女儿。葛莉娜的爸爸深知她最好收敛每一个令她锋芒毕露的特色，直到那些七嘴八舌的婆婆妈妈认定她是她们的一分子，这样一来，她的前途才有希望。

但是自从他太太过世之后，他愈来愈纵容，而且变得相当宿命。“好吧，葛莉娜，当然可以。”他说。隔天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

新的领导人在葛莉娜开始学习芭蕾舞的那一年上任，社会经济改革、民主化随后而至。我们的妈妈们放胆一试，悄悄话讲得大声一点，我们走过青春期，从女生变成女孩，逐渐找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刚开始只是窃窃私语，这种谨慎的态度不失为明智之举。改革就像流行歌曲，最先风行于莫斯科，过了好久才传播到我们这里。冬天到了，太阳躲到为时三个月的黑夜之中，我们群聚在停车场和废弃的空地，窝在“白森林”锈迹斑斑的钢铁树枝下，躲在荒废的公寓和咖啡馆里取暖，轮流传阅索尔仁尼琴、诗人布罗茨基等人的地下刊物，我们随着“皇后合唱团”的黑胶唱片起舞，唱片是某人二表哥的小提琴老师从欧洲带回来的，我们穿上黑市买来的李维牛仔裤，牛仔裤看起来不错，穿起来却始终不太合身。我们交换陈旧的ryobra——也就是所谓的肋骨唱片、白骨音乐、骨头单曲——一首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摇滚乐禁歌，从黑胶唱片压印到X光片上，然后放在留声机上播放，音效闷沉。断裂的肋骨，脱臼的肩膀，恶性肿瘤，挤压的脊椎骨，一张又一张X光片被裁剪成粗略的圆形，歌曲被蚀刻在片子上，中间被香烟的微火烧出一个小洞，这些X光片象征人类的种种病痛，隐匿在一道道凹沟之间的却是布莱恩·威尔森纯净、喜悦的歌声，想来真是心旷神怡。我们的爸妈说这些音乐是西方的污染物，难不成一首在世界另一端灌制的歌曲导致X光片上那一团恶性肿瘤？难不成癌症的元凶不是那些从窗外的烟囱飘进屋内、人人免费吸取的尘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