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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改荐宗泽为汴京留守兼开封知府，方得到了赵构的勉强允准。

宗泽也是迟至五月底才到应天府见驾的。他倒不是不能早来，而是因为他在此前接到的帅令是“勒军卫南待命，不必参加大典”。从这道命令上便可看出，赵构当时即已决意将他排斥于朝政中枢之外。基于此，宗泽在思想上甚至已做了被赵构闲挂起来的准备。汴京留守在品阶上虽比不得知枢密院事，但其职责非轻，有志者据此亦大有用武之地。宗泽明白，自己得授此职，李纲在其中是尽了力的。因此新职发表后，他即专程登门拜会了李纲。

这是两位抗金英雄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晤。

李纲与宗泽，彼此慕名已久的两个人一见如故，谋面恨晚，把酒长谈了近两个时辰。在军国大计上，两人所抒之见解出奇地一致，而对于新朝的前途，他们也都同样地深存忧虑。赵构是何等样人，宗泽已由其言行中看得分明。李纲虽被委以宰相重职，然而从诸多迹象中，亦已感到了新朝的政治格局和方针不容乐观。这种感受不便明言，两人只能心照不宣地互嘱珍重。

宗泽此次前来应天府，还特意带上了甘云。李纲得知甘云在开德十三战中大显身手、屡建奇功，异常欣喜，叮嘱甘云好好向宗帅学习战术战法，以期能够成为一名真正堪负重任的大将。宗泽自知其毕竟已是风烛残年，抗金卫国任重道远，这副重担很快就需要由年轻人来承接，对甘云等后起之秀亦多有栽培之意。此后甘云随宗泽驻守汴京，在肃匪御寇的惊险战斗中叠有建树，被不次擢升为统领武职。照此发展下去，他是大有希望成长为像岳飞那样的一代名将的。

令人痛惜的是，一年之后，年届七十的老英雄宗泽壮志未酬抱恨终天，汴京留守一职由心术不端的杜充接任。甘云因不满杜充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出兵剿灭已经接受了招安的民间抗金武装的行径，竟被杜充以谋反罪悍然逮捕杀害，遇害时年仅二十四岁。

李纲上任后做出的又一个大动作，便是呼吁惩办逆首张邦昌了。

李纲与张邦昌从来便互相瞅着不顺眼，尤其是在战与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屡屡针锋相对，早就冰炭不容。事实证明，对于城破国亡之祸，作为一味主张屈膝求和之首要分子的张邦昌，断然难辞其咎。不过单从这一点来讲，李纲认为，尚属政见错误范畴。尽管后果极为严重，也还只能说是误国而非叛国，内中尚有可赦情由。

但是张邦昌公然建号称帝，其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李纲头脑中的节义观念极强，认为天下万罪唯此为大，大宋出此败类，实乃奇耻大辱，对此叛国大逆，必须明正典刑。

这个观点，李纲在其十议之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三札中已经申明。因见赵构未置可否，他又专门具札再奏，坚决不同意将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声言，谁有不同议论，他愿与之廷辩。百官中多有主张严惩张邦昌者，皆因觑得赵构态度暧昧，未敢贸然出议。既然李纲毫不妥协地挺身擂响了讨逆战鼓，朝野上下的声援浪潮，立时便风起云涌。

这一下子，把张邦昌搞得方寸大乱。

此前，由于张邦昌已围绕着赵构下足了功夫，并且听吕好问透露说，赵构对他的表现还比较满意，正在考虑给他以适当的封属，大约可望位列太傅，他那颗忐忑之心业已安放下了十之八九。所余之一二可虑者，是李纲被赋予的职权太重。这个政坛老对手如今居高临下一语千钧，对他是个不小的威胁。不过话说回来，李纲既蒙如此厚重的皇恩，理当不至于过分地违背圣意。不识这点进退，还当什么宰相。所以张邦昌认为总的来说，麻烦固不可免，但应当也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