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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朝后，童高二人又各备美姬重金，密往蔡府再行酬谢。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征战败绩这样的大事。尽管童贯、高俅严令参战各部对战况一定要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却岂能完全封锁住数万张口舌，征剿战役的胜负损益实情，还是通过种种渠道不断地传泄了出来。一些不满于蔡京一伙专政弄权的朝臣捕捉到这些信息，便暗中上奏折弹劾他们。主抚派也乘机在朝堂上重新提出了对梁山泊义军的招安政策。

赵佶执政多年，深知官场中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排挤是避免不了的惯常现象，对那些弹劾奏章并不太当回事。而且他已经当众肯定了童贯等人的战绩，若是出尔反尔地进行追查，非但影响不好，还可能引起动荡和混乱。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查清楚了怎么样，不查清楚又怎么样？查清楚了能将童贯等人一概罢免不用吗？不用他们用谁呢？换一拨人就一定使用得更顺手吗？

因此，赵佶对此不置可否，只在那些弹劾奏章上批上朕知矣几个字，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对于主抚派的招安主张，他这次却没有轻率地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认真地进行了考虑。

因为，无论童贯的战果是像他自己吹嘘的那么辉煌，还是像弹劾奏章里揭露的那么惨不忍睹，此次征剿没有将梁山泊贼寇彻底消灭，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赵佶对这一点，是不满和失望的。

自从定下了联金灭辽大策，赵佶一心盼望挥兵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建立千古不朽的伟业，因此就希望能够尽快地平息叛乱，以免除后顾之忧。如能首先荡平梁山泊，对于进一步平息各地多如牛毛的小股叛乱，以及遏制新的叛乱的发生，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如今大军进剿的方法已经试过，结果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再度组织进剿，势必要再度劳民伤财，很不利于大宋养精蓄锐、收复失地的宏伟国策。假如当真能以招安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基于这种想法，赵佶在朝政会议上将招安之策重新提了出来，让大臣进行讨论。

蔡京、童贯一伙依然是坚决反对招安。他们对叛乱分子的仇恨和鄙视是刻骨铭心的，无法淡化消除。童贯虽曾兵败梁山，但也窥出了梁山泊的实力和伎俩，自度若再统兵征伐，绝不会重蹈覆辙。而且对这次战败之辱，他是耿耿于怀，难以吞咽，立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因而在朝堂上，主战派以童贯为首，极言梁山泊贼寇冥顽不化、罪大恶极，而姑息养奸，后患无穷，与主抚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主抚派因为有主战派征战不利的事实在手，这一回据理力争的态度就比较强硬。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争辩了若干次，仍然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无法统一，弄得赵佶左右彷徨、心烦意乱。

最终促使赵佶排除干扰下了招安决心的，倒是朝堂之外的李师师。

那一夜，赵佶因白日里听了几个时辰的朝臣论争，心绪郁闷，就去师师处消遣散心。由于心情不畅，自然便不似往日那般谈笑风生，听曲博弈都有些心不在焉，师师觉出他心里有事，见他不说，就知趣地不去诘问，只是倍加温柔细致地伺候着他。

是赵佶自己憋闷不住，与师师行过事后，便将近来朝中的剿抚之争念叨了一遍。师师方知赵佶是因此事而困扰，就宽慰赵佶道，这有何难，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爱怎么争怎么争去，皇上的决心一下，全都得闭了嘴。

赵佶道，问题是朕听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决断一时颇为难下。以你之见，朕当何去何从之？

师师刚要开言，却又改了口道，国家大事，贱妾岂敢妄议。赵佶看出师师似乎是有些主张，很感兴趣地敦促道，为朕分忧言者无罪。你莫要吞吐顾虑，有何见解，只管与朕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