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

李瀍在位共计六年，这六年中，他成功强兵远征威制过回鹘，也曾平定强藩泽潞镇的叛乱，但他所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并不是上述这些，而是废佛事件。李瀍即位后改元会昌，所以这次废佛事件史称会昌废佛，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对于佛教而言，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次大灾难。

历史渊源

会昌废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有非常大的偶然性，但细究起来这里边既有李瀍的个人喜好原因，同时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朝的佛、道之争说起。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与汉民族的本土宗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融合也有斗争。尽管互相进退消长，但它们在支持皇家统治中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它们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不断壮大，其教义也更加充实和丰富。从佛、道斗争的总体情况来看，佛教的势力要胜过道教，不过在隋朝建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道教的势力和影响开始增强。

在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在道士张宾、焦子顺的支持下开展过一次废佛运动。但在后来杨坚密谋篡周时，张宾和焦子顺又向杨坚密告受命之符，说星历有代谢之征，杨坚当为天子。杨坚建立隋朝后，张、焦二人颇得宠信，由此也使得隋朝在继续尊奉佛教的同时，因为张、焦二人的缘故而大修道观，广度道士，进而推动了道教势力的发展。

在隋末天下动乱之机，道士王知远一方面和隋炀帝杨广十分亲密；另一方面见李渊有取代隋朝的希望，又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受天命，所以，唐朝建立后，道教继续受到尊奉。

不过唐朝建立后，佛、道之争开始加剧，斗争也更加复杂。道教因为获得皇家支持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其地位有史以来首次排在佛教之上，这其中要数傅奕排斥佛教最为积极。

傅奕不仅会观星象，他对宗教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对佛教却是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他认为，佛教违背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寺院经济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他指责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辑君亲，易服以逃租赋”。所以，为了维护儒教的纲常理论和统治秩序，傅奕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佛教，并恳请皇帝下令天下僧尼还俗婚配，生育子女，参加生产使天下足兵足粮。

傅奕的废佛主张遭到了朝廷中信奉佛教的官员的强力反击，而且那个时候唐朝刚刚建立，皇帝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傅奕的主张。除了担心会产生动乱外，最关键的是，在皇帝看来，佛教理论如果利用得当，是一件很得心应手的思想武器。

尽管傅奕废佛的立场极其坚定，态度极其鲜明，然而李唐皇族依然重视儒、佛、道三教并用。因此，在三者互为融合的唐朝初年，傅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思想武器，是不可能在理论上战胜佛教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傅奕的废佛主张在当时的高层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并挑起了的三教论战，成为唐朝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论战的阵容上看，形成了儒、道联合与佛教对阵的局面。而论战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佛、道谁先谁后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二者在唐朝的政治地位和切身利益，所以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由傅奕上疏反对佛教而引起的三教论战，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傅奕反对佛教的本身，特别是佛、道先后的问题已经涉及李唐皇族对三教采取何种根本政策的问题。于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唐高祖李渊的重视，以至于在武德八年（625年）他亲自召见儒、佛、道三教代表人物时，宣布道教和儒教是本土宗教（“此土之基”），佛教是后来兴起的宗教，应该像尊重客人那样去尊崇（“宜崇客礼”），今后三教的座次依次是道教第一、儒教次之、佛教第三。可以说，李渊的金口玉言，为那个时候佛、道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做了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