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2/15页）

1897年，徐勤在横滨创立戒鸦片烟会，邱菽园的挚友，《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和《知新报》主笔刘桢麟分别创设分局于港澳，新加坡“僻处南荒，声气不广，虽未设有分局……其开列履历寄往香港分局挂籍者亦不乏人”。《天南新报》成立后，社友李乾生“以为不设分局不足以通声气善鼓舞”，与邱菽园协商组织。[6]

黄乃裳返回福建，即在教会所办《闽省会报》发表《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首次表达其变法维新思想，主张讲求西法，培养西学人才，振兴工商业。接着独立首创《福报》，痛斥顽固守旧，宣传变法维新，并协助任英华书院教习的美国教士蔚利高（C.Myron Wilcox）润色其译著的《美国史略》一书。1898年春，黄乃裳携长子再赴北京参加会试，刚好遇上百日维新，遂“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7]，与康、梁等多有交往，屡次参与上书活动。

力昌与维新派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族兄力钧。后者早就与上海的闽籍新党人士过从甚密，徐勤在《时务报》期间曾倡设戒鸦片烟会，力钧与郑孝胥、陈季同等参与其事，以后力钧又与陈宝琛等在福州设立蚕学会。[8]黄乃裳在福建举办的各项新事业，也得到力钧的大力支持。

徐季均虽“夙居闽垣”，但“久与西人游处，举凡地球时政事宜，无不烂熟胸中”。[9]他主持《天南新报》笔政，以“古梅钝根生”的笔名发表大量论说，抨击清廷弊政，呼吁变法革新，有目可查的如《驳上书筹饷议》《防俄末议》《论中国积弊》《隐忧篇》《论中国吏治之坏》《论挽救中国吏治之坏》《时局卮言》等。尤其是一篇题为《论中国吏治之坏》的长文，连载多期，指陈中国官场通病共十四大害，声称：“虽其间不乏清慎勤明之吏，然横览廿一行省，千数百州县之中，不过百中一二，其余大半俱系民蠹民贼，其足以斫丧我国元气者，实属不少。”[10]“若使逐条诠写，穷究其弊，虽罄南山之竹而书之，有不可胜书者。”对此，他提出三条“治法”大纲：“设议局，增俸禄，裁冗员”[11]

林文庆长期求学于欧洲，与国内维新党人较少直接交往。他是黄乃裳的大女婿，其妻黄瑞琼“淹博华英文字”，曾于1895年秋偕美国女友环游地球，“以增识见，冀兴中国之女教”，被李鸿章视为奇女子，准备奏派为即将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妇女大会代表。[12]他虽然在五人中唯一没有科举功名，一生主要接受西方科学教育，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却丝毫不逊于他人。

戊戌政变后，邱菽园等人与康、梁的关系更形紧密，不仅思想共鸣日趋强烈，个人交往和组织联系也不断加强。《天南新报》同人对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著文针锋相对地驳斥查禁报馆访拿主笔的上谕，称:

报纸最为生民之益者也，安得谓之最为生民之害者乎？……主笔之人，多系淹博之士，深知古今利弊，洞达中外时务，徒以文章憎命，不能见赏于有司，于是挟其辅世之心，长民之具，降而就报馆之席，有时出其经济，发为议论，使在上之人阅之，可以兴利除弊，在下之人阅之，可以益智广闻，此固大丈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而亦本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以天下自任之志也。[13]该报有意识地增加了转载康、梁派《知新报》《清议报》各报论说的频率，并代为发行日本人士大岛省轩印制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幅照片，代销《清议报》。[14]

1899年，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又倡设女学，不仅在女子教育方面开南洋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公开表明反对政变后朝旨的立场。百日维新期间，海外各埠奉诏办学，清廷驻新加坡领事造庐请谒，共草章程，欲请邱菽园、林文庆担任中西总校，邱辞不就。所以《清议报》转载林文庆募创女学堂演说时特意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