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利用“刺康”，孙文为革命筹款筹到了慈禧头上！（第2/4页）

李鸿章卷入“刺康案”

1899年7月，刘学询率领出使团来到了东京，他首先作为慈禧的私人代表觐见了睦仁，互换了电报密码本，谈了“清日友好”的话题，大家都客气了一番。当天深夜，孙文在宗方小太郎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首次与刘学询密谈，后来，孙文又几乎每天半夜去密会刘学询，根据《总理史实访问记》，他们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话题。 首先谈的是孙文的“革命”。 刘问孙：你革命的宗旨是什么？ 孙答：兴起中国。 刘说：如果是政治革命，我们可以帮助；种族革命（即排满），恐怕很难成功。 然后谈到了康有为。看来此时孙文对与康有为携手也是彻底死心了，他当着日本朋友的面，“详述了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认定“康之行动无非自私自利，敛财肥己”。孙文还要求刘学询去见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向大隈重信证明“康之乖谬”，并不值得扶植，刘学询答应了。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的具体原因，外界是不清楚的，很显然，孙文之所以要刘学询亲自向大隈重信证明康有为“人品有问题”，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康有为进一步留下“坏印象”，为将来可能的“刺康”取得日本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康有为毕竟曾是日本政府的贵客，“刺康”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默许和支持显然是不行的。 最后，刘学询“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孙文回国”，孙文“亦有应允之意”，反正刘学询也是朋友，先答应再说，看看将来是否能为革命争取到筹款。 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了，刘学询也要打道回国。然而，当刘学询还没有走到京城时，上海租界里的《字林沪报》却率先捅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学询在访日期间与孙文密谈的内容是：刘学询让孙文先去刺杀还在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以此作为“投名状”获得慈禧和朝廷的信任，先成功地实现“招安”，然后刘学询会利用他在政商两界的人脉帮助孙文步步高升，获得军权，最后再利用朝廷的资源推翻朝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真是惊天大反转。从刘学询的性格来说，他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为说动孙文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问题是那时候狗仔队还不发达，刘学询与孙文之间进行的是绝密会谈，报纸又是如何知道的？ 报道中倒是自己说了：刘学询在与孙文密谈时，曾经叫过日本歌妓在身边陪伴，密谈内容就是日本警方事后从歌妓处审讯得来的。想想刘学询也是惯于风月场的人士，来到日本后入乡随俗，谈事时找个歌妓在一旁服侍自然也是正常。但问题又来了，他和孙文是老乡，谈事时应该说的是粤语而不是日语，更何况以孙文和刘学询的日语水平，他们根本无法用日语进行交谈，这位日本歌妓又是如何听懂的？更加不可能是，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抛弃康有为转而重点支持孙文，对于孙、刘会谈的绝密内容，日本警方即使真的侦探出来了，也绝对会保密。那么《字林沪报》又是如何知道的？谁会故意和刘学询过不去呢？ 似乎是在配合这篇报道，与此同时，朝廷突然出现了大批弹劾刘学询的奏章，罪名是出使日本之时“密会乱党”，要求严惩。所谓“密会乱党”，慈禧自然是知道的，她一方面将弹劾奏折留中不发，一方面却又把此事交给朝廷驻日公使李盛铎，谕令他“密查”。 谁也没想到，这个和刘学询过不去的人，正是李盛铎。 李盛铎曾经是康有为的好友，戊戌变政之后，此人见风使舵，及时投靠在荣禄的门下，这才在慈禧那里涉险过关，被荣禄推荐为朝廷的驻日公使，也算是让他去海外避风头。而刘学询却是奕劻这条线上的人，包括“闱姓”在内的两广利益输送，一直是奕劻大人重要的“财源”之一。戊戌变政后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她重重地提拔了非皇族的荣禄，任命他为领班军机大臣，权力大于奕劻；而奕劻是亲王，地位却又高于荣禄，很显然，这不过是慈禧“搞平衡”的把戏。于是，在端王集团这个政治小圈子跳出来之前，朝堂之上一直是奕劻和荣禄在慈禧面前“争宠”，慈禧也乐见其成，比如关于“刺康”，慈禧就只找了奕劻商量。“刺康”是公事，更是慈禧私事，荣禄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和慈禧“亲信”，于公于私都应该参与，现在竟然被撇在一边，荣禄大人自然就对奕劻有情绪了。当刘学询出使日本时，荣禄特意交代李盛铎在日本严密监视刘学询的一举一动，以掌握奕劻的动向。 于是，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那个日本歌妓，原本就是李盛铎方面派去的奸细，而密谈内容又让李盛铎感觉抓住了刘学询的小辫子，于是一方面安排在《字林沪报》上作报道，一方面又发动朝廷御史上奏弹劾。总而言之，就是要直接攻击刘学询，间接攻击奕劻。 慈禧也没有想到，一场绝密任务，竟然还引发一场官斗。看来官斗是无处不在啊！奕劻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反击的方式就是写材料。回到京城后，刘学询写好的绝密材料《与孙文问答》由奕劻转交给慈禧。由于是私自递上去的绝密材料，我们在宫廷档案中也无法找到原件，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奕劻在事后对刘学询转述的话语，来大致了解其中的内容。 奕劻对刘学询说，慈禧在看完材料之后表示：“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 我们来翻译一下：现在与日本“亲善”的事情已经办好（指交换电报密码本），改革要向前推进，正需要孙文这样的人才回国效力。别的国家对孙文尚且很优待，我们大清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对待他？刘学询的材料写得很好，我是相信你和刘学询的，李盛铎原本就是康党，我叫他去密查，不是不相信你们，反而是在考验他，你们不必多心。 很显然，多心的只是老佛爷。她原本是十分多疑的，叫李盛铎密查，是为了以防万一，防止刘学询倒向孙文，现在看到了刘学询递交的绝密材料，觉得刘学询应该还是在为她办事的，只好又自己打个圆场。 “刺康”并没有受到这场弹劾风波的影响，一切都要按计划进行。接下来，就要看孙文的行动了。 孙文的行动很简单，两个字：要钱。更加准确地说，是为了革命，向慈禧要钱！ 孙文去世之后（1937年），民国《越风》杂志曾经采访了刘学询之子，刘子出示了孙文当年向刘学询要钱的电报，一共有30多封，每笔索要的钱款从五千元至五万元不等，“大都皆以电汇，由横滨第百银行转交的……先后不下十余万元”。其中一封是：“机局尽变，非亲行不能诱致（我不亲自去就不能把康有为引诱来），非五万不能裕如（没有五万元就办不成），能否照给，祈即复示，张宣。”张宣为孙文当时的化名之一。 如此看来，在“刺康”达成初步协议后，孙文就一直在向刘学询素要“刺杀经费”，刘学询也出手大方，照给不误。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在慈禧那里“立项”了，自然不需要刘大人私自掏腰包，慈禧应该特批过一笔秘密经费。而我们知道，孙文的“要钱”，自然是为革命要钱。慈禧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孙文为革命筹款竟然还筹到她这个革命对象的头上了，难道要称慈禧为革命的“同志”？孙文啊孙文，你真的是“天下第一筹款家”啊！ 也许是孙文这边久久没有什么行动，慈禧这边杀康心切，她很快起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在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一直背负骂名，备受冷落，戊戌变法中还被光绪剥去了一切官职，只保留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李大人为后党中坚，慈禧重返权力一线，自然不会让他冷落太久。1899年12月，慈禧发布上谕：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但这并不特别，特别的是李大人身上还有慈禧交给他的“刺康”密旨，慈禧还特别交代：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 从今以后，“刺康”团队中又多了一个重量级选手——李鸿章，此事要在李大人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 复出之前，李大人对康梁的态度比较暧昧，比如当着慈禧的面说：臣实是康党！并托伊藤博文等人三次向在日本的梁启超致意，告诉他要好好钻研西学，“以待将来之用”，害得梁启超还有点莫名的感动，以为李大人是将来可以从后党一派中被“策反”之人，一度把李鸿章从保皇会的暗杀名单上勾去——梁启超啊！ 其实书生梁启超哪里知道，李大人的这种态度，只是因为他当时备受官场冷落而已，处于复出前的阶段，在慈禧前面有点矫情加委屈，等慈禧在官场内部高度统一“除康”的共识，很多人都见风转向了。比如之前对梁启超礼遇有加的张之洞大人，一谈到康梁就像是说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如果张大人手头有一把刀，估计他也会去砍了康梁。李大人也不例外，他知道，对康梁，再也不能暧昧了，再不积极表现，与慈禧保持高度一致，那就真的要被永远打入冷宫了。 1900年1月，李鸿章赴广州上任，李大人除了进行我们前面所说的“打黑”，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在慈禧对康梁通缉令10万两赏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白银4万两，增加的钱由两广总督府出。现在，康梁的人头已经值14万两！ 两广总督府里，刘学询也在根据慈禧的意思制订“刺康”的原则：活上毙次。也就是说，能够抓到活的最好，抓不到活的，尸体也能接受。 此时的康有为正在通过他的朋友容闳在香港发展保皇会势力。刘学询是谁？他在粤港两地政商界的人脉要比容闳更广，于是刘学询亲自跑到香港，会见港英总督、英国人卜力，要求香港方面不要支持康有为，卜力同意了，还嘲笑康有为的队伍不过是区区乌合之众。所以，保皇会的港澳总局也只好设在澳门。 1900年3月，刘学询更是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竟然拿着慈禧的上谕去刨掉了康有为在广东南海的祖坟！ 仇恨在进一步升级，康有为通过旧金山保皇会公开宣布：谁杀我们，我们就去杀他的全家！梁启超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对“策反”李鸿章抱幻想，指示保皇会澳门总局：肥贼（指合肥人李鸿章）、刘豚（刘学询）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 “图之”就是暗杀了，4月，刘学询在从澳门返回广州途中，遭不明刺客枪杀。由于子弹没有打中要害部位，刘学询才侥幸捡回一命。刺客当场逃走，但谁都知道，这一定是康梁从海外派来的杀手。 刘学询又想起了孙文，觉得还是要依靠孙文在海外的力量，于是刘学询加紧了孙文的联络，要求孙文前往广州与他和李鸿章亲自会谈，再一次推进“刺康”。而此时的孙文和五年前广州起义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最大的变化是，他已经取代了杨衢云成为了兴中会会长，实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