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义和拳的“神化”之路（第3/4页）

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和赵三多版的“义和拳”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比如他们都“只反洋人不反官府”，朱红灯打出的也是“扶清灭洋”的旗帜，为了避免刺激到官府，朱红灯的弟子们所请的那些“神”，有“三国”中的英雄，有“西游记”中的英雄，唯独没有在山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盖因这些好汉们曾经举起过反抗官府的大旗，而朱红灯的队伍自然要避嫌——谁说基层老百姓就没有“政治智慧”呢？

但朱红灯版的“义和拳”还是与赵三多的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赵三多版的“义和拳”主要是维权，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就主要是抢劫。但它们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神。赵三多版的“义和拳”是没有神仙什么事的，而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却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越传越“神”，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其实是“神助义和拳”或者“天下义和拳”的旗号，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这当作愚昧和可笑的（事实如此），其实在大清的社会，早就隐藏着产生“义和拳”的根源：民众安全感的普遍丧失。

长期以来，大清的子民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普遍性格是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习惯性地从众，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做出一点“越格”的事情。而在1898年前后，大清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是空前的，这种不安全感绝不只是源于三年前甲午战败，而是基层百姓生活中的现实。

当北京的光绪皇帝大张旗鼓“变法”之际，百姓们对新思想毫无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却感触尤深。经过一次次的内忧外患，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明白，损害这个国家肌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还有朝廷政治体制的落后、分配不公以及官场腐败，它们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损伤甚至要比那些洋枪洋炮更加厉害！千百年来百姓们传统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并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喜欢“寡”，只是当他们发现这种贫困其实是由盘剥、非正义和不公正的行为造成的时候，相比于贫困本身，更加让人不可忍受。大清不能只有分赃，而没有分配吧？与赤裸裸的剥削比起来，人们倒是宁愿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寡”一点，因为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和希望。

戊戌变法本来就是去破解这一切难题的，然而变法又很快被扼杀，无疾而终，却也让人发现，腐败的源头原来就是出自皇宫之中，出自于党争，出自于落后的政治体制。这种挫败感深深地刺痛着清国的人们，再加上基层官员又是这样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在基层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百姓们发现剩下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了：一条是奋起直追，拼命加入官僚集团的分赃圈；一条是已经确认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竞争去获取利益，只能去另辟蹊径。一旦失去对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敬畏，剩下的便只有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崇拜：在这个乱世，其实就是比谁更流氓，老子没爹没娘，有些流氓，你能奈我何？

而暴力的极致便是——神力。

然而，崇尚暴力、标榜神力并不能让拳民真正强大起来。就拿信仰来说，他们信仰的也并不是“神”本身，而是神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某种利己的“力量”，这正是弱势心理的完美体现。

所谓弱势心理正是期待救世主、高人、神人的心理，因为他们相信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虚幻中的“强者”，只有依赖强者，才有希望破格获取，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代价（降神）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看来，义和拳的出现决不能当作“民族意识的觉醒”，真正的民族意识是建立在现代公民人格基础上的，现代公民人格重要的前提是“独立”（人人独立，民族和国家才能独立）。而“扶清灭洋”不过是几千年来，先帮助朝廷，然后依靠朝廷，不受欺负过好日子的传统“依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