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千古一病文字狱（第5/10页）

《孝贤皇后之丧》中有这样的诗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意是歌颂帝后恩爱深情，乾隆却偏要说这是讽刺皇后干政，乾隆反问：“我几时让皇后干预朝政？”

类似的“骨头”有很多，乾隆二十年，乾隆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朝中多有不满者。乾隆突然拿出胡中藻诗歌问题，借机发难，想让朝臣们噤声。

我们可以看看乾隆这个文字狱，整人迹象太明显了，完全是欲加之罪。雍正也搞文字狱，但比乾隆的水平和境界明显高出很多。雍正曾经想整查嗣庭，说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怨气，但他又表示，如果单凭这点就治罪的话，显然会给人留下搞文字狱的话柄。最后，雍正揪出了查嗣庭曾经非难和批评康熙的言论——在专制时代这可是能置人于死地的铁证，最后雍正以“孝子”的身份处死了查嗣庭。

乾隆可没这个耐心，他要借机除掉朋党，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哪顾得上那么多。

胡中藻的案子牵连到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在鄂昌的书信中也发现了大量“罪证”，两人一同入狱。乾隆开恩，让鄂昌自尽，等于是拿他做典型，警告满洲大臣不要和汉人来往唱和，更不要结党营私，否则下场就是这样。

胡中藻被处斩，祸及族人和亲友。

果然这个案子爆发后，朝野上下无不震荡，不光鄂尔泰这边惊慌，张廷玉那边也紧张不安。

写诗是刀剑上的舞蹈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正是千家万户喜庆的日子，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蔡显慌慌张张地抱着一大堆书籍跑到府衙里，对着青天大老爷哭喊，说自己书中没有半点悖逆字句，希望大老爷明鉴。

这个蔡显也算是文化人，在雍正七年中举，尽管如此，他却没能在仕途上发展。我们知道，在古代中举理论上是可以当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首先必须要有缺，其次你还得有关系，上面有人推荐你补这个缺。

虽然考上了举人，但是没官做，难免会有一些牢骚。蔡显自号闲渔，喜欢学着魏晋名士的派头，跟文人雅士们一起饮酒赋诗，经过多年的锱铢积累，蔡显印有《闲渔闲闲录》《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和《红蕉诗话》等书。

其中最有名的是《闲渔闲闲录》，古人说不平则鸣，没有牢骚就没法写诗。在《闲渔闲闲录》中充斥着大量的牢骚，对官府的种种行为多有讽刺。当然，这本书出来后也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文人为诗人的才华倾倒，嬉笑怒骂皆能看出作者文采斐然，简直就是乾隆时期的韩寒，恰好两人也都是松江的。

不过蔡显可没韩寒幸运，在乾隆眼皮底下写讽刺诗，那可是刀尖上的舞蹈，不是亡命徒，别干这号事。这不，被人告发了，蔡显慌了。他自己跑到衙门里坦白，坚信自己并无悖逆之罪，蔡显有这种自信是好的，因为发牢骚跟语言悖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看对方是什么人，因为双方对悖逆的标准明显定得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话，到了清廷那里就变成大逆不道了。

果然，这事松江府还不敢做主，上报给两广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这两人既然能在乾隆手下当大员，脾气也跟乾隆一样：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他们认为蔡显：心怀不轨，创作逆书，毁谤朝廷，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应该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戚家属一律连坐。

《闲渔闲闲录》这本书送到乾隆案桌前，乾隆毕竟也是个文化人，他翻了翻这些书，不觉得有什么大逆，只不过牢骚多了点而已，说实话，乾隆还觉得这个人确实有些才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乾隆根本没考虑按大逆律对待蔡显的，甚至都打算教训一顿无罪释放。然而，随着乾隆通观全书，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