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王心术（第3/5页）

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的关系很不好，两人都是军机大臣，都在军机处上班，但往往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不仅如此，两人还互相挖苦，互相讥讽。譬如，有一个夏天，鄂尔泰进来后摘下帽子，为了缓和气氛，问大家：“这个帽子放什么地方呢？”张廷玉冷笑道：“这顶帽子还是放在自个儿头上为妙。”鄂尔泰听了，脸色阴沉，一句话也没说，好几天鄂尔泰心情都糟糕至极。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矛盾，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是不同的人就依据自己的好恶和师承分投到两人门下。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派别。在雍正时期，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敢结党。乾隆时期可不一样了，首先乾隆是晚辈，他们都当过乾隆的老师，论年纪也可以做乾隆的父辈，加上两人位高权重，自然充当了党魁的角色。

乾隆很生气，忍了他们很久了，直到乾隆五年才发难。乾隆发难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皇帝，大臣仗着资历老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让他的自尊心往哪搁啊？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召集文武百官开会，措辞严厉地警告大臣：“为人臣者有臣德，不要成天想着巴结权贵，枉自揣摩。”乾隆甚至点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名，当然也给他们留下面子，乾隆说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会有党派之心，只是下面的人喜欢乱作非为，满洲的人想依附鄂尔泰，汉人想依附张廷玉。最后，乾隆愤怒地质问群臣：“你们这么瞎搞，把鄂尔泰和张廷玉当成手握大权的人，那么朕在你们眼里又算什么呢？”

群臣立刻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意识到党派跟皇权的矛盾。只不过，乾隆认为满人依附鄂尔泰、汉人依附张廷玉，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固然有相当多的满人依附鄂尔泰，但是依附他的汉人更多，譬如封疆大吏张广泗、张允随就是鄂尔泰的门徒，回族人哈元生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像杨名时、方苞、胡中藻等人跟鄂尔泰的关系也相当好。连文坛怪杰郑板桥都对鄂尔泰心悦诚服。

郑板桥也算是鄂尔泰的门生，郑板桥中进士的那年，鄂尔泰正是主考官。鄂尔泰有意把自己打造成清廉正派的儒学名臣，加上他非常爱才，所以聚集在他门下的人才特别多，其中以汉人居多。郑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连乾隆都敢批评，后来还傲然辞官，这样一个人却对鄂尔泰尊敬有加，说明鄂尔泰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廷玉与鄂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鄂尔泰思想开明的话，张廷玉则显得相对保守；如果说鄂尔泰汉化非常严重的话，张廷玉则满化得非常厉害，张廷玉满文非常好，能够用满文写文章，在今天肯定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如果说鄂尔泰有尊重人的前沿意识的话，张廷玉身上则表现出奴才气，张廷玉为官相当谨慎圆滑，聚拢在他周围的大体是一些圆滑之人，除了蒋廷锡比较正直之外，很难再找出一些正派的官员。

当然，在张廷玉的门下也不乏大量才智之士，汪由敦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汪由敦和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是知交，赵翼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冠盖当时，胸襟广阔，从不嫉妒别人的长处。

逐个击破朋党

乾隆上次训话之后，结党现象并没有改观。为此，乾隆伤透了脑筋，他决心打破僵局，重新整肃朝纲。

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乾隆六年四月，御史仲永檀奏参步军统领鄂善，奏参的内容是鄂善收取贿赂一万两白银。本来，这个案子跟朋党没有关系，但随着案情的深入，逐渐牵连出了朋党案。

案情是这样的：俞君弼是一个富商，为工部承揽了一个建筑工程，俞君弼没有儿子，中途病故后，女婿许秉义出头主持丧事，邀请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前来吊唁，以便增加自己夺取遗产的筹码。只因俞君弼有一个嗣孙俞长庚，所谓嗣孙并不是指亲生的孙子，而是同宗里过继过来的孙子。俞长庚为了不落下风，找到鄂善这个后台，给他送了一万两银子。鄂善果然给力，作出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还将许秉义治罪，并革了许王猷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