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第2/4页）

因此，在“万恶的旧社会”，无论穷人沦为贫农、佃农、雇农或者流民的原因是什么，这部分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安身立命的土地。因此，谁能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紧接着就对斯诺说，“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552

如何解决农民所需要的土地问题，最直白、最简单的表述就是“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使用了这一标语。但是随即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却并没有像标语写得那样令人激动，因为其第一条就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看着富人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的确是一件让穷人开心的事，但是却并不讨农民喜欢，不仅本来有地的农民不喜欢，原来没地的农民也不喜欢。农民是讲求自利的，共产主义的耕作方式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因此，“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的做法，是纯粹吃力不讨好的，虽然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了，但是并没有分给穷人，也不允许买卖，那感觉跟租种地主的土地没什么两样。

黄世仁打倒了，杨白劳却并没有获得黄世仁的财产，穷人的积极性是无法调动的。随即，《井冈山土地法》被《兴国土地法》所代替。

1929年4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主持制定土地法，就是《兴国土地法》。较之《井冈山土地法》，内容上有两点重要的变更，一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二是“把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改为“随即分配于贫农”。

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实施：

第一步：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第二步：发动群众清查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第三步：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兴国土地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政治上的翻身使得他们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

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后，两件事情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件，努力生产，以使自己的日子尽快好起来；第二件，积极参军参战，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努力生产使得工农红军有了经济支持，积极参军使得红军有了充足的后备兵员，正因为《兴国土地法》的实施，千千万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入红军，舍生忘死地跟着共产党去战斗。据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了800名农民入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农民就达3万多人。

参军人员的数量有待考证，但是一个真实的战例却切切实实地体现了《兴国土地法》的巨大威力。

1929年10月，中国正处于白色恐怖的低潮，为鼓舞人心，扭转被动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攻打吉安。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动员吉安周围50里内的群众配合地方红军包围吉安城。一年当中，连续攻打了九次，屡挫屡战，攻打吉安人数由30万发展到80万。为什么群众敢于用劣质装备去攻打“大城市”？是什么让地方群众敢于拎着柴刀，扛着门板去支援红军？就是因为共产党喊出了“要消灭豪绅地主就要打到吉安去”、“要安居乐业就要打到吉安去”的口号。在第二次攻打吉安时，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一要分二要快”，事实上就是“快分”。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会不怕死地九次攻打吉安？这种激情和觉悟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它的动力源就在于“快分”上。攻打吉安的胜利，其实就是《兴国土地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