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还是夺取（第6/7页）

而这种现象，不是我们现在总结的时候才看到，在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就说，“然从今日现象考察：吾党党员中热心的人出而握军权，未尝无人；但谋私利者亦假称热心，争握军权。不知军队是拼命杀人的事业。今之手握一万数千兵者，以利结合，鲜有以主义感化其部下者。就现在情形观之，凡兵士临阵，有赏则能克敌破城，无之则不能。或有不赏亦打仗者，则因地盘苦瘠，须占领较富裕的地盘而已。可知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476

孙中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处宣传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到处要求“党德清澄”，甚至还把黑社会（三合会）的立盟起誓搬到了党建上来了，创建了就职宣誓制度，要求“凡归顺之官吏、新进之国民必当对于民国为正心诚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拥护民国，扶植民权，励进民生。”477他想通过宣誓这一形式，把道德问题制度化法律化，但是誓是宣了，行为却没有什么改变，他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感叹“革命尚未成功”了。

蒋介石上台后，对“党德”、“军人道德”建设问题更是无力为之，以致贪污腐败、世风日下。就连提倡节俭、反对奢华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都说，他自己的西北军哪里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478。连他的部队都是这样，其他的部队就更可想而知了。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苦熬八年的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首先想到的是发财的机会。“接收”变成了“劫收”。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说：“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收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42亿元。479后来蒋介石也曾经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然而，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的，并不仅仅是中上级军官，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能免俗。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忠信可靠”的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淮海战役总指挥）。刘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急电李延年，命令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以加强海州和连云港一线的防务。但两天后，刘峙又决定放弃海州，再电李延年向徐州靠拢。还没等李延年做好撤退徐州的部署，新浦盐店一个姓唐的经理前来求见。李延年知道此人是专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经纪人，便让他进来。唐经理一见面就对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李延年闻听大吃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经理说：“刘老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国军要放弃海州，要我赶快把这里的账目结算清楚，跟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路上有司令官照顾会安全一些。”李延年气得火冒三丈。事后他对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李以勖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1949年，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紧要关头，上海商界人士捐了一大笔钱，但吴国桢坚持要点人头，按人头发。过了一段时间，吴国桢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跟方丈聊天时才知道，他庙里的300多名和尚在吴国桢点士兵人头时，都演了回士兵。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汤恩伯说部队缺少汽油，于是吴国桢又从商家筹集经费，给军队买了汽油，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局长向市长报告了一件事情，说警备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