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还是夺取（第4/7页）

孙中山是一个以道德为手段的人，还是一个以道德为目的人？总体来讲，他是一个理性的通过道德实践而去实现道德手段化的人。

在国外筹款革命的孙中山，虽然说也依靠革命经费生活，但并不像康有为那样过得如此奢侈；其兄孙眉为革命舍尽万贯家财，然而孙中山终未给他一官半职；南北议和之后，他毅然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用他一生的经历践行了革命党人“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的宗旨。

然而我们知道，孙中山所谓大事仅两件：一是革命，二是共和。道德绝不是和这两者摆在同一水平上的，相对而言，道德只是实现这两者的手段，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理解这一点：

其一，从孙中山关于“党德”的各处谈话中，我们可以毫不困难的发现道德的这种手段作用，除前面有所列举外，再例如：

“无德之政党，其党风必坏，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460

“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461

“令全国人民人人具有此种道德，具有此种思想，则中华民国之政治可以立见发达，中华民国之基础可以日益巩固，中华民国之国势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欧驾美而上之。”462

“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463

在他毅然辞去大总统之职时解释道，“第一任总统，不知者且视为尊如皇帝，故决意让之袁世凯，使天下知总统当如是，因而树民国之大本，示人以公仆之不当争，不必争。而世之君子，有咎仆以荒废厥职者，仆闻之滋乐。”464

其二，政治家的道德必须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必须不是主观的，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商人慈善，必须带有资本主义的某种痕迹一样。孙中山讲道德，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革命阶段，强调“革命道德”居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则强调“固有道德”居多。什么是“固有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465在谈到忠孝时他说“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466；在谈到仁爱时除了推崇孔子“仁民爱物”外，对墨子“兼爱”也极为推崇，说“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在讲到信义时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467；在谈到和平时他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468。这些固有道德是他在革命年代时绝不会想到，也不会深加论述的，为什么到了1924年的时候，他开始强调固有道德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地位变了，身份变了，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的思想后来被戴季陶定位为“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说“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469其工具意义可见一斑。

孙中山亲笔修改民生主义讲演稿

虽然，道德有如此重要的工具意义，但是孙中山的那些党员们对道德却并不像他那样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