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还是夺取

为什么要革命？这是任何一个革命追随者都需要问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现实判断，一种理性选择，它是革命能否进行下去的基础。任何一个挑起革命的人都必须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它涉及到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当权者这一角度看，从既定价值观念看，革命就是叛乱，就是非法的。革命者要革命，必须完成对既定价值观的否定，为自己的革命行为辩护。正如1939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430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世界无产阶级推崇？就是因为它完了对自身革命行为的合法性辩护。

夏启夺权，靠的是实力的较量，胜者为王，不需要做理论上的论证。

而商汤要造反，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了，历史上著名的《汤誓》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告诉人们汤造反的理由：“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431总结起来，两条道理，一是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二是民怨沸腾，甚至都愿意与夏桀一起去死。

“尚鬼”“尊神”的商朝以“天命”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统治，无论商纣多么罪恶滔天，但是他认为“吾有民有命”，武王要伐纣，也必须给一个合适的理由，否定商之“命”，于是武王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给出了他革命的理由，联系《泰誓》和《牧誓》我们可以看清他的理论逻辑：

第一步，“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32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民意（欲）即天意。把“民”和“天”联系起来，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

第二步，“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433。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被上天选择，做人民的父母，为伐纣打好铺垫。

第三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434历数了商纣王的在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

第四步，“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435。就是说，因为商纣的种种罪恶，无德配天，所以“上帝”生气了，要我姬发讨伐他，如果我不讨代他，那才是逆了天意。

武王伐纣，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仇还是国恨，是民意还是天意？这是一个在现实中难以分得清的答案，周朝的统治者把这所有的原因都糅合到了一起，寓家于国，寓民于天，完成了家国民天的一体化。从此，“家”与“国”，“民”与“天”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难割难分。

由于商朝统治者这种“以德配天”的理论开创，使得它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永久契约，历代统治者都必须“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并且通过“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任何一个造反者都会以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