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的悲剧（第3/4页）

刚统一中国不久的将介石就在1929年1月搞了一个编遣会议，要求军队裁员80万。当然这里涉及到裁哪些人的问题，对于各军阀来讲，这就是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于是就开始了大小军阀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讨蒋行动。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1929年5月，冯玉祥反蒋；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1930年5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联合反蒋。在围剿中央苏区之前，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内乱的过程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国民党仍然处在各系各派的勾心斗角之中。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央红军能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除了跟她顽强的意志和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勾心斗角、打击异己、保存实力的心理。中央政府想借机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铲除地方军阀，这种心思各省军阀都十分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地方军阀不仅害怕被红军消灭，更害怕被南京消灭，同时还想利用红军打击对手以扩大地盘，就是这种相互防备的矛盾心理给了红军无数的可乘之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准备转移，正在这时，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了“送客早走”积极派人和周恩来联络，在秘密谈判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10月9日密谈成功，10月10日晚上，红军主力就开始长征了，由于有了五项协议为基础，红军在“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中轻松突破了一、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蒋介石电令桂系白崇禧集结主力于灌阳（广西桂林市下辖县）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历来与蒋不和的白崇禧自然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命令，当得知红军已进攻道县之后，明白红军必须要过境，于是借口南线兵力不足，于11月21日夜亲自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灌阳全县完全开放，致使65公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然而当时的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李德并没有明白“其中玄机”，从而错过良机，使得湘江之战成为长征中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由原来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人，导致后来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1934年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贵州是王家烈当家，被称为“贵州王”。蒋介石认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因为“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403薛岳部队（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受蒋介石之令，404不管王家烈是否愿意，也不和红军恋战，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还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材料。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之时，中央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405更重要的是还顺便还开了一个会，叫“遵义会议”。在贵州，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就是使王家烈变成了末代“贵州王”，后面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由于有了贵州的前车之鉴，1935年4月底，当红军进入云南时，“云南王”龙云除令孙渡406赶紧回师外，还令云南省内部队回守昆明，使得中央红军进至昆明北部寻甸、禄劝、元谋地区时，如入无人之境，活动了几天，消灭了一些地方团队，补充了一些所需的物资。5月1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到昆明督促龙云追剿红军，龙云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但婉言拒绝了薛岳中央军进驻昆明的要求。也正是因为龙云的这一些举动，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才趁机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