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志的阿Q（第4/4页）

大量产生的政府官员以及大量衍生的腐败现象，花掉的是大量的金钱。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当书手的张继庚，南京江宁本地人，本是南京守卫人员，南京失守后，“赴水不沉，旋陷贼中，为书算”，后来成为清朝的潜伏间谍。1853年9月在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时说：“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171

弥补资金的短缺，必须是加大财政收入的力度，定都南京之后的太平军，随着“缴获”的大量减少，“打先锋”的范围逐渐扩大，“进贡”和“大捐”的方法逐渐强硬，份额不断增加。定都天京的第二年，洪秀全从“充军储而裕国课”的角度出发，“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开始加大征收田赋、工商业税、关税、卡税等各种税收，此后各种“附捐”项目日益增多，如田捐、火药捐、柴捐、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等各种捐费二三十种，导致“富户不堪其求，率皆规避”，而一般老百姓和农民大众，更是“被累不堪”，“无一不困矣”，由此而“激致民间不满”可想而知。

当然，太平天国也会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作出各种合理的解释。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有这样两段：

而其（萧朝贵）妻洪宣娇与伪东王杨秀清通，尝共卧起，为众所见，乃传天父令曰：“秀清、宣娇同胞兄妹，卧何嫌？我令宣娇与秀清卧者，为天下兄弟姊妹赎病也。”

贼之最无道理者曰“讲道理”。每遇讲道理之时，必有所为也。凡掳众、搜粮则讲道理；行军、出令则讲道理，选女色为妃嫔，则讲道理；驱蠢夫壮丁为极苦至难之事，则讲道理。究其所讲者，其初必称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莫大功德；理应供奉欢喜，娱其心志，畅其体肤。尔等众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财禄，骄淫怠惰，犯天条律云云。以后则宣扬贼将欲为之事，以一众心，而复引天父之语以证之。如谓孔子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将其责打手心等语。

虽然“闻之令人发指，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172但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