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2/12页）

熊：院党委和院党组的行政级别有变化没有？

宋：好像没有，都是部级。

熊：作为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您当时具体抓什么工作？当时的研究所是不是一方面搞“四清”，一方面进行业务工作？这些工作你们都领导吗？

宋：“四清”对绝大多数研究所的工作影响并不大。科学院本身并不是每个所都搞“四清”。我听说在京区只搞两个试点，一个是化学所，一个是力学所。我上次说过，就北京地区而言，下到农村去搞“四清”的，似乎没有高级研究人员，大多数都是助理研究员以下的。那时候生物学部有两个副主任，一位副主任叫姜纪五，从植物所调来的，全面负责，党的工作由他抓；另一位就是老过，主要管业务工作。我回来后不久，老过也下到农村去搞“四清”。从裴丽生管生物学部之后，北京地区生物的研究所搞个生物口或叫生物片。党组掌握情况，更多的是通过党的系统。由主管学部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召集北京各所的党核心小组组长开会讨论，决定问题。业务方面的工作，还是通过我们学部的人员去做。

熊：分院的权力是不是也比较大？

宋：不同的分院情况不一样。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建院开始就设有办事处，后来又成立分院，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在上海各个所的威信比较高。他们也经常开党的会议，讨论决定上海各研究所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不过，大的权力，比如经费的分配、仪器设备的购置、重要人员的安排，还是掌握在科学院院部。研究所一级的干部似乎一般都是由院里跟上海市委商量确定的。别的分院嘛，对所属的研究所，有的抓得多一些，有的抓得少一些，各不相同。

熊：上海分院是对科学院党组负责，还是对上海市委负责？

宋：双重领导。除院党组、院长、副院长管它外，上海市科委也管，至少它要受上海市委的指导。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或运动，市委管得更多。

“文革”后砸烂学部

熊：好，关于“四清”运动先说到这里吧，请继续谈以后的情况。

宋：以后就是“文革”了。“文革”前夕，批判很多，学习很多，如传达彭、罗、陆、杨事件，批中宣部是“阎王店”，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等等，不少部都被批得一塌糊涂。“文革”正式发动后，开始往下派工作组，然后有“应地所事件”，化冶所当时也闹得很凶。陈伯达开始时是主张压制王锡鹏的……我们学部的专职副主任姜纪五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运动，由他负责召集生物片北京各所党委书记开会，向他们了解所里的情况，随时传达党组的指示。那时候会很多，有时一天要开两三次会，晚上也开。我当时帮助他工作，开会由我打电话通知，做会议记录。

熊：您当时在党内是什么职务？

宋：我只是生物学部党支部内的一般党员。处理“应地所事件”时尤其紧张，经常连夜开会。

熊：应地所不归生物学部管啊。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是联合开的吗？

宋：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党的负责人会议从一开始就是分别开的。应地所确实不属于生物学口。不过运动是全国性的，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很密切、很迅速，某个所发生稍微重要的事件，各个所和院部都很快就知道了。应地所是头一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所，所以一下就轰动了全院。我印象里上面似乎有指示，说“应地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锡鹏要抓。

熊：你们要向各有关研究所传达上级的指示。

宋：对。“文革”时生物学片开会，一方面是传达上级指示，一方面是听各所汇报各自的运动情况和动向。当时院里派到研究所工作组的有些成员本身也有造反的。然后，又开始反工作组，造反派翻身，接着就砸烂学部、夺权。对生物学部而言，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开会时生物学部的两个副主任站在前面，我们三个办公室正、副主任站在后边。他们俩把学部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被打倒；我们三个呢，由正主任把学部办公室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