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3/8页）

我在大学没有读过心理学课程，并不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一看文委科学卫生处的意见，就觉得有些批评牵强附会。比如文件对曹日昌领导的“小学儿童犯规问题的研究”做了批评。它武断地认为，“调查统计小学儿童犯规的事实，分析其与年龄、性别、年级、普通智力、学业成绩、儿童人格……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等之关系，这种形式主义的图表统计方法显然是不能得出什么结论，解决什么问题的。”它还质问曹日昌：为什么在这个研究计划里，看不到马卡连柯（Антон Семёнович Макаренко，1888—1939）在改造“问题儿童”上的成就和经验的任何影响？而且一点也没有提到像马卡连柯那样把集体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作为改造“问题儿童”的基本方法。

我当小学教员时，读过一本苏联的关于教育、改造犯罪儿童和流浪儿童的书，对马卡连柯的事迹和相关理论有点了解。他是苏联有名的特殊儿童教育专家，在十月革命后以组建高尔基工学团或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方式收留了大量流浪儿童（他们的父母可能在革命中死去了）和犯罪儿童，让他们过集体生活，接受道德品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心理所研究儿童在学校的犯规问题，为什么非得用马卡连柯的办法，把他们集中起来呢？又把他们集中到哪里去？我请教了一些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也认为心理所顶得有道理。

心理所奉命按期把计划重新报上去之后，上面居然也没怎么着。这件事情就这样没声没息地过去了。具体原因我一直都不清楚，现在回过头来想，估计跟他们当时正忙于处理乐天宇的问题，腾不出手对付心理所有关。乐天宇事件和心理所抗辩事件基本同时发生。之后几个月，在开了几次生物学座谈会之后，中央就在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了第一篇以行政手段而干预学术的文章——《为坚持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

周恩来等：心理所的任务要由心理学家来讨论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心理所从事的仍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巴甫洛夫学说，批判旧心理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学习苏联心理学，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国内其他心理学教研机构的情况更不好，在院系调整中（1952年），全国仅南京大学保留有心理系；另外按照苏联模式，北京大学心理系改为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心理系被合并进去；其他各大学的心理系、组的人员多分散到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所属的心理学教研室、组。所以从数量上讲，心理系在1949年后反而大大萎缩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然后，1955年下半年，高教部又打算停办南京大学心理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南京大学心理系的教师们怎么安排？于是这些教师和中科院心理室的人串联，又筹划合并成立心理所。

此事得到了中科院心理室的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努力下，12月9日，中国科学院第53次院务会议征得高教部同意后，决定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方面的力量与科学院心理室合并，建立新的心理研究所。

12月10日，高等教育部致函中国科学院：“由于心理学干部需要数量不多，北京大学心理专业的毕业生已能满足需要，因此，我部决定将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停办……为了发挥该校心理学教师的潜力，加强你院对心理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我部特提出以下建议：（1）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研究所，并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

1956年上半年，心理学家们利用参与制订科学技术12年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包括有心理学学科规划）的机会，进一步确定将中科院心理室扩建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