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2/8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心理所仍被积极筹备。这跟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的丁瓒是心理学家，希望心理学在中国蓬勃发展有关。他联络了不少心理学家，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积极推动此事。竺可桢副院长（当时兼计划局局长）似乎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在1950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心理研究所筹备处是丁瓒主张成立的，召开心理学专家会议讨论此事，也是丁瓒发动的。由于丁瓒是习心理学的，故急欲心理所之能成立。“郭沫若已答应，所以势在必设。”

心理所筹备处成立时，主任是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陆志韦，副主任为丁瓒、陈立、曹日昌。1951年12月，心理所正式成立，由曹日昌任所长。当时曹日昌还在院部工作——先当计划局副局长，后当办公厅副主任，再后来又担任联络局副局长——这些都是重要的岗位，他去研究所的时间不可能太多。

研究所建起来之后，起到了吸纳人才的作用。到1953年1月时，该所已经差不多有30位工作人员。就在这时，它突然从研究所降格为研究室。

这跟丁瓒受处分有关系。他是中共南方局系统的老党员，曾经脱党，并一度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再加上一些工作作风方面中的问题，1953年前后他被开除出党（1980年才平反、恢复党籍），并被调往心理研究所。我当时不是党团员，不清楚详细的原因。但明显是因为丁瓒的关系，心理研究所被降格成了研究室。

对于这样的降格，我个人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丁瓒只是心理所筹备处的副主任之一，心理所正式成立后，并不兼该所行政领导职务。他只是在该所降格为研究室之后，才担任室副主任。我不知道张稼夫如何看待丁瓒。后者肯定是得罪了一些人，但降他的级未必要使心理所跟着降格。

陆定一等对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预

1951年底，心理所把1952年度的研究计划呈报给中国科学院的上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院文委”），很快就有反应。1952年1月8日，政务院文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给心理所发了一个有两页长的文件——《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些意见》，对他们的计划基本予以全部否定。接着，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委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陆定一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亲自对此发表了意见。

陆定一的谈话和科学卫生处的文件内容差不多，均说心理所的计划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和实际。他们认为，心理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应为批判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心理学流派——在他们看来，除了以苏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心理学之外，其他的心理学都应该在批判之列。陆定一在谈话时还稍微留了点面子，说除了心理卫生组可进行原拟计划的工作外，其他儿童心理组、劳动心理组、实验心理组和教育心理组的计划都要重来，需要改订。科学卫生处的文件更是毫不客气，每一个题目，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从总的研究方向到具体的研究内容、方法，全部否定。

从1951年进科学院，到80年代后期退休为止，我所见到的高层对基层单位研究计划的指示或干预，到这么细致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这个意见下来后，心理所开了两次全所人员工作会议，讨论陆定一的指示和科学卫生处的书面意见。但最后在《重订1952年度研究计划的初步意见》报告中，他们实际上还是原封不动——除个别因为人力原因暂缓进行外，真正改动的题目几乎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服。虽然出于对上级的礼貌，他们在表面上还客气了一番，说“基本上完全同意”科学卫生处和陆定一的意见和指示，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隐讳其不满，紧接着就指出科学卫生处所提的部分意见在细节上“相当草率”、“有些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