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第2/7页）

我看，在我们科学组织领导工作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不够实事求是，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不够。比方说，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国家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要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力量没有组织好，很分散。你搞一点，我搞一点，重复浪费很大。人才不配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仪器设备也不配套。有些“热门”课题，许多单位“一窝蜂”地去搞，而且互相封锁，不肯分工协作，结果谁都没有过关。

陶铸作为东道主也讲了话，他同样要求大家畅所欲言，“把这三年‘大跃进’回顾一下，到底有多少错误，有多少正确”。为了营造一个提意见的气氛，他更是一开场就向科学家道歉。他说：“这几年我们搞了些瞎指挥。丁老（指丁颖）赞成多植，但不赞成植那么多，我们反而跟他作斗争，现在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已经做了三次检讨了。需要时还可以再做检讨。你们工作中的瞎指挥比我们少，我们做了许多蠢事情。”他坦率地承认，前些年，“我们对科学家的供应物资很少，精神鼓励又差，甚至虐待”，“我们的缺点是民主不够”。他还说：“工作有缺点会改的，我是有决心改的，党内许多同志也是有决心改的。”

在陶铸的带领下，一些领导人也做了自我批评。2月17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在化学组的会议上说：

1960年在西安开的化学化工学会年会上，我对化学教学改革的问题，掌握上有片面性。当时超声波和管道化运动把高等学校的化学化工课程冲击得很厉害，许多教师感到照原样，课是教不下去了。因此都要求化学化工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按照“双百方针”办事……结果使黄子卿、傅鹰等几位不主张大改的人在会议过程中挨了批评，受了委屈……对此我负责，应向黄子卿、傅鹰先生等道歉。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其中心内容是自己不该支持宣传农民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件事。

3月5日上午，陈毅副总理讲话，转述周总理的意见，对少数“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工作有毛病，起码是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喜欢乱扣帽子、乱整人、“比较恶劣”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他们“会后检查自己”。次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在生物组和物理组做了检讨。

张劲夫的检讨是我整理出来登到简报上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着重检讨了两个问题。第一，执行政策有片面性，没有把科学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划清楚，致使下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比如某些青年被错误地戴上“白专”帽子，微生物所曾错误地用“科学工作中两条路线道路斗争”的提法来批判老科学家（邓叔群）。中科院党组对这些偏差有责任。第二，工作中的浮夸和瞎指挥。在“大跃进”期间，党组不该给各研究所施加很大的压力。“胰岛素人工合成、有机半导体，组织大兵团作战，是浮夸风与瞎指挥的坏典型，院党组要直接负责。1960年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北京地区是我亲自督战的，要各单位几天内改变面貌。这类事情很多，这些都是我们直接领导的。至于各所工作中的缺点，有的虽未直接过问，也应由我们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