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第4/8页）

熊：批判胡适之后又是批判胡风的运动。

沈：批判胡风时我很危险。我本来不认识胡风，但我夫人卢盛华和胡风的夫人梅志儿时即是好友，并曾结为干姐妹。他们要从上海搬到北京去之前，我曾和盛华一道去看过他们。我跟胡风就这样接触过一次。回国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对我很看重。我不是学部委员，但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我列席，并作报告。1955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一天上完课后，在教员休息室里遇到了贾植芳教授。他是胡风的密友。他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会，想请我帮忙带点东西给胡风。我说好的。然后他给了我两瓶酱油。后来学部成立大会延期（延期到1955年6月1日举行），那两瓶酱油就一直在我这里搁着。有一天，贾植芳的侄子过来，又把它们都拿回去了。

学部大会之后，上海分院的党委书记王仲良来找我，说：“老沈，你不要急啊，我已经给你担保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担保？他接着告诉我：“贾植芳要你带的酱油瓶中夹了一封贾植芳写给胡风的信；贾植芳被抓后招认了此事，公安局怀疑你蓄意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要对你进行审查。我向公安局担保，你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若不是学部成立大会延期，若不是王仲良竭力担保，后果将不堪设想。

熊：看到胡风挨批，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沈：当时胡风去北京了，我对他挨批之事一无所知。

熊：当时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吗？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是，在反右派运动时，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科学家划为右派，他保护了那些科学家。

沈：柯庆施保护科学家？没那回事！黄鸣龙等人都是王仲良在柯庆施面前据理力争保下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柯庆施当时就批评王仲良“右倾”，后来基于这个原因把他调离了科学院。

熊：请介绍一下上海分院大鸣大放时的情况。

沈：大鸣大放时，号召我们向党提意见。我很钦佩王仲良、李亚农等分院领导，对他们没有意见，不打算发言。我一个妹夫后来被定为右派，我遇到他后说：“共产党艰苦奋斗，争取新中国的成立，非常不容易，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应当全面考虑。”那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共产党。可有一些领导，如上海市科委的主任，老是鼓动我们发言，上海市还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