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第3/8页）
复员之后，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恩师张景钺教授
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的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
当年8月我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之中又找我谈话，记得那时在他办公室外有不少人在等着要见他。那次谈话他显得郑重但又很诚恳。他说，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比如，有一次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时，我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的寥寥数语，意义深长，给我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就再无缘见他，但他留给我的那些短暂身教与言教，却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后来批判他时，我很不以为然。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别的伟大格言一样，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挑得出毛病，但本身却并没什么不对。他教育我们凡事要独立思考，要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都很正确。所以，对他的批判是很没有道理的，中国太需要那样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并且很佩服那些不批判他的人。
近些年，国内媒体对胡适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记得在《南方周末》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从美国回来，见到蒋介石后问：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时任台北市警备司令）的？没有。有没有批评蒋经国先生的？没有。有没有批评总统你的？没有。胡适说：没有批评意见，这就有了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愈加感受到了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