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4/12页）

然后，美国政府同意开放部分地区。我听说后，赶紧又跑了一趟。第二次接待我的，还是Thomas Fisher。他说：你不行，你家在云南，到云南的路走不通。我说：我不回云南，我回上海，我在上海有亲戚。其实我当时是扯谎，我在上海并没有亲戚。我爱人是上海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卖票给我。我赶紧从华盛顿直接到纽约的总统轮船公司。轮船公司的人说，最近这个班次的船票都卖完了，只能等下一次。我非常失望。他又说，只要旧金山或纽约有退票的，我把你放在候选的第一位。我想这种可能性肯定很小。结果，我回来仅三天，他就来了电话，说有一张退票，问我能不能在三四天后赶到旧金山。所以，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回来了。

路上的故事你们应该知道。同船的有一百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大家都非常倾向于新中国，在船上跳的是秧歌舞，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船到日本横滨后，停在港口中间不靠岸。本来船是要在那里停一天的，许多人都已经买了票，打算在停船时到东京转一天，可它就是不靠岸。我们都感觉很奇怪。然后又有很多美国宪兵坐小船上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得是一个印度人告诉我的。他说，你们之中，有三个人被美国人带走了，连底下船舱里的行李都提上去了。后来一查，被带走的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于是大家很气愤，决定向美国、中国发电报。可船上拒绝给我们发。后来，船开出，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又不靠岸，又上来好多的菲律宾警察，各处站岗，码头上也有人。原来，还漏掉了一个人——鲍文奎。他和赵忠尧等三人一样，也是从加州理工学院来的，跟钱学森有联系。鲍文奎下去后，大家都没有睡觉，许多人跟美国宪兵讲理，质问他们凭什么逮捕人。凌晨一两点时，鲍文奎上船了。他没有被扣，但行李和笔记被没收了。我们那时候坐三等舱，有两个美国人一路跟着，他们说了一口特别漂亮的北京话。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特务。

熊：你们可给他们讲了什么事情？

傅：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平常大家在一起讲的话。他们当然知道我们是倾向新中国的——我们没有跳美国舞，而扭秧歌舞；我们也没唱美国歌，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也做一些学术活动，学相同科目的，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有一次，那个印度人跟我们说，美国人说你们是被美国驱逐出境的罪犯，但我看你们不像，你们的文化程度似乎挺高，我听你们谈起很多科学名词——我们交流时，通常是用英文。

王作跃（以下简称王）：那个印度人也是搞科学的吗？

傅：我不了解。船到香港后，也不靠码头，只放国际旅行社的人上来帮我们运行李。还有一批乘客是香港人，他们在美国办了在香港上岸的手续，因而能上岸。所以，我们就托他们把给北京的电报，给美国人的电报，给美国学校的电报都给发了。

熊：请人发的？

傅：对，请人发的。余国琮是我在匹兹堡认识的朋友，他也是西南联大的，他们上岸后，就把我们的电报给发了。

熊：我看到过你们给北京发的电报，后来它在《人民日报》刊登了。

傅：跟我们一道的还有一位复姓司徒的画家（司徒乔），以及三位很早以前去美国修铁路、后来去了夏威夷的华工——大概是夏威夷的慈善机构给他们旅费搭乘这艘船回来。司徒先生很会画画，他把那三个华工画了出来，登载在香港的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