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顶不是四川人”（第2/4页）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连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说它是“声震瓦屋”。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

同志会

郭沫若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被有意识地调动起来了。

群情亢奋之下，立即宣布成立同志会，选举领导人。刚才还在痛哭的罗纶推举川路公司的董事、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担任会长，自荐为副会长。其下成立了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四个部门，也都有人自告奋勇出任部门负责人，显见是早有计划的。

游说股也就是同志会的宣传部，由罗纶亲自担任负责人，当场招募分赴四川各地的游说员。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朱山是宜宾江安人，被称为“蜀中报界之巨擘”，此时自告奋勇担任川东游说员。

朱山健步登上讲坛，也学其他人的样子，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却不小心打到了一只茶碗里，顿时鲜血直流。这是小小的意外事故，后来同志会将此细节宣传为朱山刺破手指表示决心，其立意、高度就完全不同了。

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图为四川嘉定民工打架（摄于1910年）。

郭沫若记载道：“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料。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跑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那里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从事于运动的指导者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这位朱先生，当时已经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在民国建立后曾担任江安县首任知事，但随即被川督胡景伊以“测量成都五担山，企图炮轰都督府”罪名斩首，终年仅26岁。

组建了领导机构，每个大萝卜都找到自己的坑之后，同志会就开始招募会员及各部门的志愿者。

人群中的另一少年、19岁的成都人李劼人，后来在著名的纪实体小说《大波》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入会签名处人山人海，主人公站了好一会，才在第三本簿子眼前拾到一管毛笔，但前头一个穿绸衫、拿折扇、约莫四十年纪的人，一条指头粗细的发辫歪搭在肩头上，躬着腰俯在簿子上，还在写，居然一人就把剩余的三页白纸全写满了，都是狂草单名，细细一看，居然都是“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一类《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

主人公愤然道：“这搞的啥名堂！”

那人回头说：“啥名堂？签名嗯！”

“为啥签了这么多？”

“亲戚朋友都托我签一个，难道不应该？”

后头排队排得不耐烦的人挤拢来，都愤愤然叫道：“这耍的啥子把戏？……他龟儿，哪有这么多朋友亲戚？叫他龟儿说清楚！不准他龟儿走！”但一回头，人已不见了。

请愿

川路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会场里，长时间痛哭达到三十分钟时，列席会议的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诸位在会场大哭是无济于事的，要保路就得请护院电奏才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