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沟通型幕僚的作用

何成濬为蒋阵营中长期担任沟通工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生于1882年，与黄兴为两湖书院同学。1907年，赴日学习，从黄兴建议，入振武学校习陆军。次年，经黄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返国后，仍追随黄参加革命。[26]1917年，随孙文赴粤，参加护法军政府。孙命何负责联络长江各省军队，并以湖北位控长江上、下游，地位重要，嘱特别注意。其时湖北革命武力中硕果仅存者，为驻荊沙的石星川。何乃潜往沙市，策动石部独立。[27]1920年10月，又以孙文代表的名义驻长沙，与湘省都督谭延闿商洽，希出兵讨伐据粤的桂系，并兼负联络川、鄂两省责任。[28]1922年3月，奉孙文之命前往云南，游说滇督唐继尧出兵支持军政府护法，盼以唐抑制广东的陈炯明。何于昆明盘桓三月之久，因唐缺乏诚意，不能寄以希望，乃返上海，而陈炯明叛变之传言也已成为事实。旋又奉孙文之命赴福建，联络延平镇守使王永泉，使其与许崇智的北伐军合作驱走闽督李厚基。[29]1924年，率部至粤，驻扎粤汉路整理，改称鄂军，任总指挥；10月，大元帅孙文督师北伐，鄂军改称建国军，何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司令谭延闿）。[30]

1926年，北伐军兴，何担任驻沪总代表，主持与各方联络之责，并以孙传芳为主要联络的对象。何、孙两人虽属旧交，为日本士官同学，但向少过从。何提议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为东南五省领袖，要求孙军自江西西进，会同国民革命军夹击湖北，会师武汉，[31]成功则“孙取北京，蒋收武汉，平分天下”。[32]但是孙低估了北伐军的力量，企图利用北伐军与吴佩孚交战，坐收渔人之利，保持甚至扩大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势力，[33]不肯与蒋合作，何的沟通工作因而失败。1927年3月，蒋介石派何成濬与张学良在彰德会晤，何劝张参加国民革命，以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答应劝说其父张作霖罢兵言和。但张作霖此时决心与革命军一争高下，张学良不得不衔命作战。[34]革命军克复徐州后，何奉命赴山西游说阎锡山，获阎同意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强化了北伐的阵营。同时，他又策反徐源泉、郝梦龄、萧之楚、上官云相等北洋军队，参加北伐军。[35]1928年1月，国民革命军进行二次北伐，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值得注意的是，四个集团军的四位参谋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议何成濬、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刘骥、第三集团军参谋处长辜仁发、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36]均为湖北人，且均为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原因在于冯、阎、李均想运用此管道加强与蒋的联系，并便于了解蒋的动态；蒋则力图利用何成濬与其他三位参谋长的同乡、同学关系，拉拢他们，从而取得情报，防止冯、阎、李联合反蒋。虽然三位参谋长各为其主，未必即就其钓饵，但是从此种人事安排仍足以显示何成濬居有重要地位。[37]蒋介石所率领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发动进攻时，何成濬兼任徐州行营主任，当时津浦线上敌对的孙传芳、张宗昌诸部，多为何的旧交，何对他们一面联络，一面作战，进展甚为顺利。[38]他又由海道起天津、北京，与奉军及阎锡山代表协商，使奉军撤回东北。7月，与杨杰被蒋任命为与奉方商洽代表，[39]与张学良协商东三省易帜问题。[40]

北伐完成后，中国仅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各地军系依然割据四方。1929年2月，桂系控制下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武力改组湖南省政府，白崇禧也率驻滦东部队南下响应。当时桂系的势力范围，除了华南和华中外，尚包括华北的冀东地区，该区军队如沿津浦铁路南下，即将危及南京的安全。蒋介石乃于3月7日派其代表邵力子、马福祥至河南百泉，争取冯玉祥，避免其与桂系合作。[41]另派参军长何成濬赴香港联系当时仍被国府通缉的唐生智，由唐派龚浩以150万元运动驻唐山的桂系李品仙部。[42]何成濬于3月9日抵北平，组织行营，部署一切。[43]甫上任，即接蒋介石两通电报指示尽速密查白崇禧的行踪、往来电报及所用密码后并请阎锡山下令，凡经过石家庄、保定与天津车辆，均须检查，以防疏虞。[44]何一方面设法说服桂系的魏益三及刘春荣两师长，使其拥护中央，另一方面以北平行营任命状，用蒋总司令名义委派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接收湘籍部队。[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