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央化的影响（第3/7页）

人事制度，有称之为关系制度者，盖谓欲献身政治，虽有本领而无关系，终不得升堂入室；反之，有了关系，纵无一技之长，亦可得因人而进。因此，“一人得道”，就可“鸡犬升仙”。这种政治通病，实由于人事行政，没有整个确立的健全系统，用人行政，完全受各机关主官之影响。各机关主官，为要布置心腹爪牙充其外围，不得不利用私人；为徇各方情面，又不得不侧重关系。于是整个机关，均为私人关系所控制，其他各级无关人员，随时都有遭受裁汰的威胁。[49]

笔者以为，这位学者只看到了任用私人的现象和“关系”的重要性，却未深入探究其原因。事实上，当时中国仍是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尚未建立起商业体制。大凡商业社会，其中各种因素均可自由交换，相互取代。而传统中国社会，所赖以联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50]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环境艰苦时），国军的待遇微薄，营养不良，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而在战场上居然能将日军拖垮，所依靠的除了民族大义外，就只有官兵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蒋介石除了组织各种训练团队，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尚需要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均需经他亲自召见圈定。[51]一位中级军官在其回忆录中，即不认为讲关系有何不对：“其实一个团体，不论单位大小，同事、长属之间，无不讲求关系，任何事理沟通，也要讲求关系，有关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发挥力量。”[52]既然如此，主管自然希望能用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才好做事。至于那些没有关系的部属和同事，则要设法培养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无怪乎所有教导军官如何带兵的书籍和文章，大多建议干部要在团体中营造家庭的气氛、广施恩惠、受过让功。[53]相反的，如果一个部队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则其战力将立即受到影响，如孙连仲即认为地方部队每经改编，半年内均无法恢复原有的战力。[54]又如汤恩伯在抗战期间，能够驰骋南北打硬仗，乃是靠他亲自督练的基本部队，可以指挥自如。战后全国部队整编，汤部的基本部队被削弱，在临沂战役、京沪保卫战中与中共军队作战，所指挥的都是临时抽调合并的部队，因此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抗战英名，付诸流水。[55]如果此一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发生变动，所引起的震撼更大，如北伐完成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徐永昌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一文职，不愿带兵前去，拟将所部交出，盼能借此树立“军民分治”的风气，但是不料竟遭到全军干部一致的反对，副军长黄胪初（与徐系陆大四期同学）甚至痛哭流涕，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后经徐再三向大家剖析，事情才告平息。[56]反之，抗战时期日军的高级干部，则仍能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并常在各战场抽调部队，予以合并后，即和国军作战，仍能指挥自如，战力坚强。

这种现象和西方历史经验比较起来，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根据军事史家André Colvisier的研究，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西欧的军队中，内部维系的主要力量也是私人关系（personal man-to-man relationships），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权威至为重要，领军者每多为枢机主教（cardinal）之类的高级神职人员，一般朝臣不得担任军事领袖的职务。由于这一类的领袖常不擅于行政事务，因此君主遂逐渐建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军队事务，制度也就逐渐取代私人关系。[57]在中国则不同，军事行政机构自古即已高度发展，但是私人关系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削弱制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