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参谋出身背景与素质的分析

参谋业务至为重要，在平时即为筹划国防、指导建军（或训练），在战时则辅佐统帅及各级指挥官指挥作战、办理攸关作战的一切业务。因此，担任此种业务的人员，当以较一般军官素质优秀者为主。以下爰将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分为高级和中、下级两类，分别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加以分析。

（一）高级参谋

高级参谋的分布广泛，此处仅以军、师参谋长作为分析对象。

表4-2　军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2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委员长行营第一处统计室编《全国海陆空军舰团队长以上主管概况表》，未注出版地点，1935；《二十八年度各军师参谋长考成比较表》，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69/109，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毛笔原作），图2，1944年，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表4-2显示，军参谋长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15.7％，至1944年时已增至69.9％。出身保定军校者所占的比例，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25.7％，至抗战结束前，仅占7.1％。至于出身中央军校者，则仅有小幅增长。

1945年5月，一份军令部所制军、师参谋长候选名册，其中收录军参谋长候选人77员，均为陆大毕业，[20]显示至此时陆大学历已成为担任军参谋长的必备条件。

表4-3　师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35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同表4-2。

表4-3显示，师参谋长出身中央军校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6.8％，至1944年时增至28.7％。出身保定军校者，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35.6％，至1944年时仅占3.4％。至于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则有不规则的变化，1935年时为19.8％，1939年骤增为48.0％，1944年又降为32.4％，其变化原因仍有待分析。

1945年5月，军令部编制了一份军、师参谋长的候选名册，收录有师参谋长候选人95员，其中60人（63.2％）出身中央军校，18人（19.1％）出身陆大，[21]显示至抗战结束前，师参谋长仍是以出身中央军校者为主。

如前所述，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由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年限过短，学生所学有限，能够进入陆大深造者，一般说来，在军事知识的技能方面，均能有相当大的增进。不过，陆大教育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22]

一般说来，各军的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师参谋长多为中央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而且随着出身陆大者的减少，有日益低落的现象。[23]

虽然陆大毕业的参谋人才，能力一般较高，但是杰出的参谋人才也并非均出身陆大，抗战前的蒋方震和杨杰即不是出身陆大；抗战时期被誉为“标准参谋长”的郭寄峤，也不是陆大的毕业生。郭为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原在东北军；东北军改组后，转入唐生智部；唐失败后，至卫立煌部，[24]以参谋能力卓越，不次擢升。抗战期间，历任第一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战区副长官部兼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等职。历年转战各地，战绩卓著。其最著者，如1939年忻口之役，歼灭坂垣征四郎大部，使华北军事得以从容部署；1938年至1940年，扼守中条山、太行山，阻敌强渡黄河打通平汉路企图；1944年，豫西、陕东诸役，也有非凡的表现。[25]当郭担任第一战区并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期，卫立煌另兼指挥冀察战区，并负支援苏鲁战区后方补给运输之责，战区广达十省，故郭每日需阅读及处理来电五六百件或以上，至于一般公文处理，则不计其数，其忙碌情形，可以想见。每日工作时间，通常均在二十小时以上，全赖中央分发至战区经选拔几位军校毕业同学在旁日夜协助。郭在每次战役中，可以长时间不睡；工作紧张时，也可以两三方面同时使用眼、耳、口、手答对，或批公文，或口述命令。[26]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标准参谋长”的地位，绝非幸致。